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传播学的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传播学首先产生在美国,在那里得到了迅速发展,然后传入到欧洲及其他各地。目前,传播学研究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学派,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传播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传播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引进阶段、受挫阶段、发展阶段。     

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创业史》与《从两个蛋开始》的对读比较研究

同样是对于建国后中国农村生活的表现,同样是陕西本土作家,但柳青的《创业史》却与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有着明显的区别:《创业史》的根本特征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化,而《从两个蛋开始》的根本特征却是政治的日常生活化。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新探

马克思主义使美学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文章论述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核心是人和人类的解放、历史和人的本质,并且由此确立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     

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近现代中国人观念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近现代中国,观念现代化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三次思想解放和启蒙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深化阶段。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论历史调节机制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最基本的历史调节机制,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构成人类历史得以维系、延续和发展的永恒纽带和基础。当然,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的调节,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不可能是单独起作用的,必须综合运用上述历史调节机制,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