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以德治国 促进信用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我们党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光荣传统的继承，又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从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作出的理论创新，补充和发展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     

论官德建设

本文论述了官德建设是我国历代治国方略中的优秀传统 ,阐述了官德建设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地位 ,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构建官德建设的办法和措施     

治国方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全面进步，还包括整个社会生活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进步，因而，要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强化宪法监督 促进以法治国

加强宪法监督是为了保障宪法的有效实施,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途径.就建设法治国家道路上宪法所处的地位以及以法治国与宪法监督制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专家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科学发展和理论研究水平愈高,这个国家和地区对社会历史规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现代转化向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代表着国人寻求良好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种心愿 ,反映着社会公众对良好的政府服务的一种合理期待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也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结构转换 ,顺应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价值指向 ,满足人性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略的理性反思和自觉选择。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法治的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写入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几年来的实践表明,一方面,实行依法治国符合时代潮流,深得民心,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法治建设遭受挫折,进步稍缓.这些令人欣喜和使人担忧情况的产生都与法治的基本条件即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状况、民主政治的发达完善程度、理性文化基础是否巩固息息相关.可喜的是,我国已初步具备了这些条件,使我们的法治建设有了根基.但是,目前这个根基还不够稳固,还远远不能满足法治的要求.因此,依法治国之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光明大道,但又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