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封国经济发展及其原因探析

汉初封国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农业生产中 ,铁农具进一步发展 ,生产技术进步 ,作物品种增多 ,产量提高 ,农业人口增加 ,养殖业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 ,诸如冶铁、铸币、制盐、纺织等行业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封国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王国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共同促成了封国经济的全面振兴。     

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自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便与西周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产生矛盾。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一直绵延至汉代，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加以调和。当汉政权逐步稳固、经济恢复并发展之后，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演变为分裂与统一之争。汉武帝采用政治与法律的手段强力推行郡县制，反击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对中央集权的挑战。事实上，汉武帝清除分封制并不彻底，一些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如他对同姓诸侯王及王子侯的严厉处置，打破了宗族势力与外戚势力的平衡，最终导致皇权易主。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

垂拱而治是治国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中国古代爆发过很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以前的社会还没发展到垂拱而治的程度。客观上,那时候统治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具备垂拱而治的条件。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伯夷不值得歌颂

伯夷是商朝末年殷王朝封国孤竹国君的儿子。周武王伐殷（时王为纣）后,与其弟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对他们的行为孔子给予很高评价：说伯夷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是一个即使被遗逸以后也＂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的人。又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说,他们不记旧怨旧恨（这一点,司马迁为其立传时即已提出置疑）,所以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论三代国家的结构特征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王朝模式，是由许许多多的“邦”组成的。王是天下的共主，所谓庶邦（万邦）是王的臣属，但王也有自己的邦（所谓“大邦”）。庶邦既包括远古演化而来的原生形态的氏族小邦，也包括通过“封建”而产生的次生形态的邦（封国），可能还包括若干少数族的部落。一个邦往往以一个大邑为中心，包有一定范围的田土，这种大邑显然是一个邦的重心所在。邦的规模以小国寡民型为主。周代的邦国都有姓，“邦姓”反映了小邦由氏族演化而来的事实，邦的血缘（父系）团体色彩仍很浓厚。“邦”与“族”（宗族）、“家”是合一的，邦的统治者往往就是大家族的族长（即宗子，亦即宗族首领）。而西周通过分封产生的邦，与那些由氏族演化而来的原生态的邦国不同，地缘的色彩更浓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小邦通过兼并扩张，其地缘政治实体的性质也就更突出了。     

关于周代的封国与希腊城邦之异同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兼与希腊古典城邦的比较

周代的封国是否城邦?学术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由于分封与宗法是合一的,在封国制下,“天下”的关系就既是诸侯与天子的封建关系,又是小宗对大宗的宗法关系,封国制具有双重性,其内部隐藏着统一和分立的矛盾。把封国称作城邦,等同于希腊古典城邦,和把周的政治体系称作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封国说成与希腊城邦决然相反,毫无共通之处,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握住了统一和分立的内在矛盾,才可以理解周代的封国制,也有助于理解古典城邦制的特点。     

关于古典文明命运问题的再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