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武训研究述论

武训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引人注目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肯定、批判与再评价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这一过程及其历史经验，对于发展教育事业、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武训义学及陶行知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武训以一乞丐之身,积30年之艰辛,创办义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陶行知把武训精神归纳为一个"学"字,提出要"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是对武训精神的升华.     

试析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

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亲自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笔者在分析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状况的估计等方面客观而深入地分析毛泽东发起这场批判运动的原因。     

武训与晏阳初之比较研究

＂千古奇丐＂武训怀着对贫苦大众的仁爱,数十年如一日行乞兴办义学;＂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70多年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将毕生精力和心血投入平民教育事业的精神,值得弘扬。今天的教育仍需要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和实验精神,仍需要这种淡薄名利脚踏实地的改良者。     

武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近20年的时间,对武训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80年《齐鲁学刊》第四期发表张经济《希望给武训平反》的读者来信,到1986年国务院《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的下达前后为第一个阶段;从1986年前后到1995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前后为第二个阶段。就武训和武训精神的研究来说,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深入研究。其一,对鲁西北大运河沿岸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综合性的考察和分析,以深入研究武训及其精神产生的必然性和真实性。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采取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客观地分析武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夯实武训成就义学事业的社会基础。     

武训兴办义学成功原因析论

武训以赤贫之身行乞办学,最终设学三州县,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则是武训"修个义学为贫寒"顺应了历史潮流,"乐善好施"符合鲁西北地区区域发展的需要,行乞兴学赢得了地方士绅和政府的支持.     

青山着意化为桥——追忆王树青

当代武训 上世纪80年代。郑州市郊的土路上，八十来岁的王树青老人骑一辆破自行车缓缓前行。北风卷着沙尘刮过，迷得睁不开眼，他只好艰难地下了车，蹒跚地推着车赶路。学生太多，教室里挤不下；宿舍不够，农村学生们背着行李卷等在校门外；许多人不理解民办教育要争取政策支持。     

难以共存的教育文化与物质财富生产——周扬《武训传》批判的微言大义

周扬将＂教育文化＂和＂物质财富＂并列为两大可能的历史推动力。这一判断严重背离了毛泽东对于《武训传》历史观念批判的基调。周扬在文中用批判的语气掩盖着自己对于这场批判的真正认识：文化教育——物质财富生产,二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两股不能并存的政治力量。     

从乞丐圣人到“流氓地主”的武训——还原一个合乎情理的民间慈善家

武训毫无疑问是中国公益史上的一个伟人：平民教育的倡导者,白手起家兴办义学。被尊为“武圣人”。历史上他的形象一度塑造为一个“乞丐圣人”,几乎是无私的,乞讨的钱都用来办学,自己吃发霉的馒头就凉水,甚至“无欲”,别人劝他讨老婆,他也不要。他办了义学却毫无名利心,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训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自己吃些残渣剩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