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新教伦理”与“和谐社会”

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在人们追求同一价值伦理的生活伦理中,社会生活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在服从上帝的这个统一的固定模式之下,达到一种社会的和谐。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韦伯命题的现实蕴意——以东北区域文化模式的经济功能为例

自社会学创建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吸引着社会学家们的注意力,但不同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韦伯命题则强调经济的驱动力来源于文化的促进。以东北文化选择的过程和作用为研究个案,进一步讨论区域经济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为解析韦伯命题寻求另一个角度。认为,世俗文化对经济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之外,独特的区域经济也对区域文化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各个分支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关联,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混成一体,很难区分出中心和边缘。也正因如此,论述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就绝非是在描述韦伯社会学中一些处在边缘的非体系性的有关教育的散论,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它内含着丰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在“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讨论韦伯就教育究竟著述了些什么;在“韦伯式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着重探讨后人在韦伯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下进行了怎样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韦伯的社会学与教育”层面,要讨论的是,从韦伯的社会学原著中,或者从有关韦伯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掘出什么样的具有深层次启发意义的教育研究命题。     

时间、速度与正义——马克思社会速度正义命题的讨论

纯粹的时间概念一直不是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其度入了社会性,特别是现代性之后,时间性设置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恰恰孕生着社会速度的问题——一种时间性设置的加速的状态。文章试图分别从韦伯和马克思两人的思想中阐释社会速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呈现路径,且它的呈现背后有一种正义与非正义的纠合——一种社会速度的正义与非正义。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现代性的社会学诠释及理论反思：从韦伯到福柯

现代性虽有厚重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充分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社会学特有的理论与实践色彩。现代性与社会学关系密切，本文立足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三重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类诠释，包含了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等学术概念和实践内涵。在理论反思层面，从韦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切入，梳理并呈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现代性的理性变迁历程，并探讨了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和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