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诗以用事为博”的文化考察

在皇权政治复归、士族政治势力逐渐被边缘化的南朝,士族文人为维护其门第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学术文化的深广处开掘,博学融通,试图以繁密、新奇的使事用典建构文学的防线,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诗以用事为博"的第一个高潮。     

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浅析唐前期关中本位政策

关中本位政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所提出的学说.这一学说是用以阐释西魏、北周、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中本位政策这一学说,60多年来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但对此学说,陈寅恪先生并没有专门的界定,只是在他作品有所体现,给后人的感觉上是有道理的,但总觉得有些模糊,甚至引起理解上的争议.由此,本文将从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对其概念进行解读.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谢灵运诗歌的士族色彩、情调之成因与表现

诗发性情之和。诗人性情之产生与出现 ,常常与他生活的社会时代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并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谢灵运生活在晋宋交替时期 ,士族政治地位的下移 ,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种种创伤和忧愤 ,为此 ,他在政治上曾作过努力的奋斗 ,但失败了。他的诗歌创作便是在这种境遇下展开的 ,因而具有强烈的士族感情色彩 ,忧时悯世 ,慷慨凄婉 ,孤寂冷峻的情调。     

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