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谒"与李白的人生政治悲剧

"干谒"是我国古代文人士子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显贵或有名望者呈送书信、进献诗文赋作,以求得他们赏识援引、擢拔重用的一种"多为人所笑弄"的不光彩的行为,虽说"干谒"之举不是始于唐代,然至盛唐却大为风行.那时相当一部分诗人都有过这样的行为和经历,就连大诗人李白亦未能幸免,这自然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和文人士子普遍的求仕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就李白来说,他之所以走上"干谒"之路,除了受当时盛行的"干谒"之风影响外,也与他率性选择、盲目从俗的求仕心态有关.实践证明,"干谒"并未给李白带来功名富贵,而只能让他坐失从政良机.可以说,李白一生的政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率性、盲目的"干谒"活动造成的.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唐代文人执贽干谒现象研究

执贽谒见既是古代干谒请托的主要方式,也是古人谒见之礼的重要体现。在干谒之风盛行的唐代,执贽与行卷不是同一概念,而是一对种属概念。执贽干谒的适用范围宽泛,其目的因主体身份的差异而不同。从儒家"士相见之礼"的传统层面理解,唐代文人执贽不仅是一种干谒手段,而且承载着儒家"礼"的文化精神,因此具有功利性和礼仪性的双重内涵。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韩愈和三苏干谒书信辨异

干谒 ,是封建文人入仕的一个重要步骤 ,大部分的干谒活动是以书信为媒介的。不同历史时期科举、选官制度的不同 ,文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会直接影响这些干谒书信的内容、风格 ,反映了作者不同的心态。考查唐代韩愈和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干谒书信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对这些干谒书信的研究 ,为研究古文运动和古代文人心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唐代小说看士人科举的苦难历程

科举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主题,很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士人参加科举、追求功名的苦难历程。主要包括寒窗苦读的煎熬、赴京赶考的艰险、干谒求人的尴尬以及科考落第后落魄等。这些都深刻、形象地描绘了士人在科举中所遭受的身心痛苦,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对全面了解唐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元初江南的游士与干谒

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武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李白干谒文刍析

对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四篇干谒文进行论述,并提出"干谒文张扬了李白的个性,显露出一代诗仙的英风豪气,充分展示出其豪放不羁、傲岸自负的个性特征"等观点。     

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的荐举制度和荐举风气是文人干谒活动兴盛的重要诱因。唐代荐举既可以独立于科举之外,又可以渗透于科举之中。荐举为干谒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社会观念为文人干谒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前提;荐举之现实影响力增强了干谒行为的必要性。     

游学与汉末政治

古代士人素有游学之传统,东汉时游学尤盛且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东汉游学形成了"处士山积,学者川流"的盛况。其政治色彩表现为两端:一是游学成为干谒手段,游学重在(交)游不在(求)学,士人为能出人头地,多以游学的名义结交名士、朝臣,以邀名利,此乃东汉中后期仕路日益滞塞和士人心态急功近利、日趋浮躁所致;二是游学助长了汉末处士横议式的清议之风及党同伐异式的结党之风,一方面是以游学的太学生为主体、以批评朝政为中心内容的处士横议,一方面是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关系从荣辱与共到越来越带有政治结党性质,隐然成为与朝廷分庭抗礼、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汉末的党锢之祸遂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