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基于分级制试验与控制权分配的视角

目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分级制试验视角认识我国科技创新治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情况,对中央与地方科技事权和支出责任中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检查验收权的转移造成了各级政府部门在科技创新试验中行为的异化,并会打破"由点到面"的试验链条,影响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联盟式电商共同配送的利益合理分配

当前,在国家试点推行的联盟式共同配送过程中,利益分配是联盟企业首要考虑的焦点问题。试点城市推行联盟式共同配送,能较为有效地解决物流配送中的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通过制定合理的标准和要求,搭建利益共享平台,吸引联盟企业积极加入。在保证配送服务质量的同时,通过合理优化流程降低配送成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联盟作用。注重利益分配模式,制定科学的利益分配方法,将联盟成员的贡献进行量化考核,公平公正解决联盟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     

基于终生收入的职工养老保险代内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养老金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养老金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作用,但是其代内收入再分配对个体参保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可忽视。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运用养老金收益的精算模型对城镇个体职工未来养老金收益及收益率进行估计,探讨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代内再分配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非收入因素如个体年龄、性别及婚姻等特征对养老金收入再分配结果的影响超过收入因素。通过使用交互项分析方法发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作用显著受到收入因素的调节。收入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年职工、男性职工及已婚职工的负向转移程度。另外,在所有人群中年轻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最大,中年男性高收入群体出现负向转移。研究还显示非国有经济单位养老金在分配作用中的受益明显低于国有经济单位,建议政府采取一定的补贴政策以促进其参保的积极性。最后,利率水平与工资增长率对养老金的再分配作用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考虑将二者设定在合理范围内以激发员工的参保积极性。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基于优先权拍卖的产能分配机制研究

本文考虑一个供应商和两个独立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系统。当供应商的产能受到约束时，零售商可能会竞争有限的产能。本文提出将“优先分配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标的物进行拍卖，按照出价高低确定优先分配顺序。本文证明了优先权拍卖机制属于共同价值模型，并提出了两类拍卖机制：事先拍卖和事后拍卖。本文证明两类优先权拍卖机制均会促使零售商提交真实的需求作为订单量，并且满足收益等价定理。而就供应商期望利润而言，事后优先权拍卖机制要高于事先优先权拍卖机制。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类别股制度构建的立法路径

伴随世界范围内"一股一权"的弱化以及投融资多元需求的上升,类别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不得不回应的一个基本制度问题。兼具股权、债权双重特征的类别股在丰富投资者选择空间的同时,也为融资人提供了实现公司控制权的重要工具,其在国际证券市场独角兽企业的争夺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我国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体系化的类别股制度,虽然证券监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但总体而言仍比较零散,制度的核心要素未得到充分体现。未来类别股制度改革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投资者、融资者以及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构建一体化的类别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