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演进逻辑与特点表征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40年来,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论文发表量呈曲线上升,研究议题越来越具象化;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交叉学科研究成为趋势,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40年来研究主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主要以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关系等为研究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主要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及政党代表性、党内民主、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等为研究主线;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主要以执政能力、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十八大以来,主要以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略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整体设计

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已经从一个特殊阶段进入到一个制度化阶段,但在其发展和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客体容易混淆、机制衔接不到位等需要解决的难题,中国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因此,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设计,提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效力,大力强化党政领导对执行制度的思想认识,每个职能部门应该将问责职责落到实处,大力强化问责制度的监督机制、追究机制、领导机制和考核机制,对问责制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同时强化和提升问责制度效果评估的力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体制探究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从表面看，革命的胜利是政教合一体制建立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经过两伊战争、政治孤立、经济制裁、伊核危机和总统大选风波后，这种政治体制仍能稳步发展且依然具有活力的深层原因很值得研究。本文将通过波斯传统的政治思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外来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和其他模式尝试的失败等四个方面来揭示这一体制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内在根源。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性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没有先例可循,必须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探索。要遵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内在的规律性。一是民主发展应该是渐进的。在实践中我们找不到现成的适合我国的民主模式,只能靠     

邓小平的政治发展思想浅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政治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向前推进的。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原则、目标和评价标准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的继承与完善。     

重温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温这一报告,以更好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廉政经验在我国的检讨与适应性分析

当前学术界在我国廉政建设中主张广泛借鉴欧美各国的廉政建设经验。客观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廉政建设体制相对更加完善和卓有成效；不过，这些经验在我国是否适用，不能仅仅依据经验本身，更多的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存在国外经验生长的土壤。由于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廉政建设面对的国情与我国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其廉政经验比较符合我国的廉政建设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然而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研究范畴这个问题上，学术理论界还存在不同的见解和看法。基于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基本原理，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需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概括分析；以充分认识实践的根源性为指导，聚焦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亟待解决的一些根源性的问题．进而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