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舞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探析

在我国长达3000多年的乐舞文化中,汉代乐舞以其张扬阔大、发扬蹈厉的强悍风格独树一帜,堪称中华乐舞史的最强音.造就强汉之音的精神底座,是在秦汉代际蓬勃兴起的人本主义精神.从汉武时期乐制的更作和乐府制度的确立,到盛行两汉的乐舞形制,再到志尽于诗、音尽于曲的乐舞歌诗和意气相尚、悲歌厉响的审美取向,无不反映并凸显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在我国当下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人本主义精神同样应成为时代诉求.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从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探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源

汉代时期,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普遍化,为农民家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为了增强国家认同,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家庭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奠定了家风家教的基调和底色。在此背景下,汉代农民家庭家风家教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传家"为辅,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并以其自身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等,对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接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诗辨体式歌诵明,史溯流源两汉清——读《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

从1982年起,赵敏俐教授相继拜伍心镇、杨公骥两先生为师。初治先秦文学,后延及两汉,最后学术阵地,牢牢钉于两汉,不管四周强敌环伺,而"我自与我周旋"。他之所以从容不迫,乃在于一向卑以自牧,勖勉有加。三十年来,相继推出专著多种,史论兼备,而以两汉为众。同时,作为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多年前他聚强将精兵,发动集团化作战,将中国诗歌研究的疆域,从古代推至今天,从汉族扩诸他族。     

汉代列仙图考

汉墓画像中保存着现知最早最可靠的汉代列仙图谱形态。汉画所见不同时代历史(传说)人物共事一堂的"不合理"情景,以及大量超出世俗经验的奇观异景,都暗示了图像所指示的空间对世俗时空秩序的超越特征。以武氏祠东壁、西壁及后壁为中心,综合考察各类画像石图像可以发现,汉代墓葬画像背后实际隐含着一套宗教的价值评判标准:帝王、贤相、能将及刺客类图像,反映了"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成仙标准;忠臣、孝子及列女类图像则表明,在汉代,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亦得死后成仙。汉画中内在有序的人物图像内容应作为汉代仙传谱系来看待。神学化的儒家道德伦理,重武尚侠的社会风尚与历史上长期积淀的神仙思想相结合,乃是汉代"仙谱"所据以形成的思想基础。汉画所存仙鬼谱系乃汉代宗教信仰结构之反映,亦伴随汉晋价值观之遽变而发生转变。将汉墓画像系统与道书文献相互印证研究,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汉代"仙谱"的基本面貌,更可揭示当时的成仙标准,这对于研究汉代宗教形态和初期道教的起源问题将具有钩沉起蔽的重大意义。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