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又光:守先待后

涂又光先生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第四代。他身上既有这一代的整体风格,又有着与李泽厚、陈乐民、资中筠、江平等第四代学人不同的际遇。涂又光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思想家,"泡菜说"弘扬了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     

略论晚清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全面否定与其造因

梁启超等人对旧史的抨击 ,与明治以后的日本启蒙史学有着直接的因缘。日本启蒙史学以福泽谕吉等人发轫的文明史观为主流 ,他们是为日本社会开化而奋斗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打破传统陋习为其毕生的使命 ,在文化观上持有一元论 ,以西方代表文明发展的正轨 ,日本文化中如有与西方相异之处 ,也就是落后于西方的病根。他们“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 ,并非渊博” ,其史论大半是由于实践的热情。他们接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论 ,相信人类社会的进程依循着一种普遍的法则 ,且藉此攻击传统史学 ,主张“日本无史说”。而 1 9世纪与 2 0世纪之际的中国危在旦夕 ,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摆脱困境 ,积极学习西方 ,重估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起因的相似 ,日本文明史观对晚清学人颇具吸引力。正因为如此 ,梁、刘等人“旧史乃帝王家谱”说和“中国无史”说 ,才会与日本明治初期文明史观有相通之处     

中国“农民之友”温铁军

被人们称为“中国研究‘三农’问题权威专家”的温铁军，他独到的视角、新颖的见解、深刻的思想，以及文章中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忧国忧民之情，让不少中国人牢牢记住了这位经济学人。     

平等的眼光:民国新派学人的史料观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时期.学者们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眼光,体现在史料上,新旧学者对史料的态度与认知颇为不同.由于眼光的不同,史料的价值也迥然有别.新派学人具有一种新的史料现,认为一切史料都是平等的,都有其价值,史料的范围大为扩充.而旧式学者则仍保持旧有的史料现,重视文字史料,轻视实物材料.民国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与新派学人的史料现是分不开的.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学正随之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海外汉学研究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反现自身的文明,但其最初的出发点、主观动机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而今日中国学界在与国际学界对话时,往往无视汉学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以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海外汉学研究,在本应曩具自信的领域反倒极尽谦卑之能,流露出与国情相反的文化不自信,使得民族文化身份成为一个问题.对于海外汉学,应借鉴其方法,立足于本国传统,深入本土问题,放眼未来发展,才能真正重建中国学人的民族、文化、学术自信,与国际学界平等时话.     

个人欲望:创造社作家日本体验的基点

在中国近现代学人的留日史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1912年前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问点,在此前后的留日学人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日本体验.此前的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其实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的现实经验与建立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目标的一种感性对话,而此后留日学人的日本体验则更多表现为日本社会的个人生存状态与留日学人自我的生存遭遇之间的感性对话.前期创造社作家群绝大多数是在1913年以后留学日本的.与梁启超、鲁迅兄弟等学人的"日本体验"不同,创造社作家更直接地陷入到了个人欲望的纠缠与挣扎之中.这一方面属于日本大正时期的"成金"刺激的结果,另一方面却也交织着个人生存的种种艰难与屈辱.以个人欲望为基点的日本体验构建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精神世界中新的个人/国家的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影响着创造社作家们自我实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方式,其动力、活力与问题局限都在其中.     

像《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那样治学与"知识扯淡"

在中国,自学术、学人由"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被拯救出来后,"重视人才"的崇智氛围,使"臭老九"地位直线飙升.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