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假设”的迷思与出路

对人类历史进行假设性思考的本质是一种反事实思维,即个体对过往事实加以否定,并构建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当前,反事实理论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种常见的因果推论框架,历史学的反事实研究也在西方学界获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反事实研究对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价值。然而,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手段,历史反事实成果一直饱受争议。其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升历史学的科学化水平,制造出模拟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机器,进行真正科学严谨的历史假设实验。     

量刑程序改革的辩护视角:误区与辩正

量刑程序改革渐至瓶颈,量刑辩护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以量刑辩护为视角,量刑程序中的辩审关系与控辩关系成为改革的重要维度。量刑辩护存在相应的制度性缺失,主要包含量刑辩护的本体缺陷、辩审关系的实践偏移以及控辩关系的制度偏差。为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贯彻量刑程序改革之初衷,量刑辩护需要从3个方面加以完善:一为本体进路,实现律师的人员配备与专业化;二为辩审进路,从裁方量刑说理、辩方调查取证与量刑意见着手;三为控辩进路,完善审前的信息开示、量刑支持与审判的对抗机制。     

略论乾隆《西藏志考·历代事实》的价值及影响

《西藏志考·历代事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中的一篇。国家图书馆所藏《西藏志考》抄本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西藏志考》抄本虽均抄自乾隆元年(1736年)成书的《西域全书》,但《历代事实》篇只见于前者。在原本《西域全书》未发现的情况下,纵向简要记西藏历史及西藏地方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的《历代事实》篇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通过简要的比较与分析,可发现成书在其后的《西藏见闻录》《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西藏纪述》及《西域遗闻》在编纂中均受其一定影响。这说明,包括《西藏志考》《西藏志》在内的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刊印的多部西藏方志18世纪30-50年代已在西藏及四川、青海等地迅速流传,对后之西藏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在进一步发展。     

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发表一百周年

在"以科学为业"的讲演里,韦伯虽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对它做出了扭曲性的解释:由于把事实与价值当成完全异质的东西割裂开来,没有看到需要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他在主张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具有祛魅效应的同时,又断言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理念,甚至认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消解了最高贵的终极价值,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落入充满逻辑矛盾的自败悖论。     

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问题研究——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得到从宽处罚的被告人仍有部分提出上诉,其中以量刑过重为由的投机型上诉占大多数,尽管如此,认罪认罚被告人的上诉权仍应全面保留,对于因不合理上诉导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率价值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当提升检察业务水平,加强沟通联系,强化释法说理工作,以减少被告人的不合理上诉,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论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审的角色重构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人民陪审员"法律内行、同职同权"的角色期望纠正为"法律外行、异职异权",将人民陪审员"消极参与"与"过于积极参与"并存的角色认知纠正为"民主的参与者,事实真相的发现者和社会价值的代言者",以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促进司法民主、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功能.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基本框架已确立的前提下,应通过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将改革的基本前提预设转化为正当的司法运作秩序,保证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生根发芽.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事实领域的人民陪审员知晓争议焦点规范与人民陪审员一事一证规范,意见效力领域的合议庭评议规范和审委会及二审法院复审规范.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从依赖推理到建构事实——对案件事实认定模式的逻辑学、文化学分析

案件事实理论研究一般将案件事实视为推理的结果,并集中于解释作为个体的法官或者陪审员如何认定案件事实.然而,自媒体信息传播凸显了个体推理的可接受性问题,要求我们反思案件事实认定模式之所以依赖推理的原因,关注逻辑学的规范性文化功能.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案件事实认定模式,需要接受一个文化变迁的视角,既应当破除对程序完美的依恋,也应当重视求同思维习惯的识别与超越问题,将案件事实解释为事实建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