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共体竞争法的实施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取代了1962年第17号条例,废除了原有的事前申报制度,实现了欧共体竞争法实施的非集权化,加强了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权,由此确立了“非集权”的竞争法实施机制①。在新机制下,委员会负责制定和发展欧共体的竞争政策,实施欧共体竞争法的任务由各成员国承担。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竞争法体系之一,欧共体竞争法的最新发展对我国竞争法制的确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绩效的冲突与调适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危机干预政策。关于这些政策对我国竞争法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评价不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危机干预政策的短期绩效与竞争法的长期绩效,并且比较了这些危机干预政策与我国竞争法在立法理念、法律程序、法律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危机干预政策对我国竞争执法的影响。着重阐述了调适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冲突的原则与技术,以求为国家制定危机干预政策和完善竞争立法提供有价值之参考。     

欧盟对拒绝交易滥用的竞争法规制

支配企业的拒绝交易并非本身违法,支配企业有权从事以市场表现为基础的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生产、销售或技术开发,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构成<欧共体条约>82条(b)的违反.欧盟特别关注支配企业通过上游市场的拒绝交易封锁下游市场竞争的行为.可能受到竞争法干预的拒绝交易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支配企业拒绝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对于下游市场进行有效竞争具有客观必要性;拒绝供货可能消灭下游市场的有效竞争;拒绝供货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业数据保护模式及其展开——《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商业数据条款”评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商业数据条款”,不仅是为了回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利益分配诉求，而且是面临中央和地方双重压力下的立法政策选择。对于如何保护商业数据，学界在“商业数据条款”制定前提出的财产法模式与行为法模式之争，无论是在实施效果层面还是在法理技术层面，都大同小异，表面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我国立法起草者选择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行为法模式保护商业数据，不仅是权衡各方利益、比对同属信息财产权之各类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后的决定，而且考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来是权利孵化器的优势，以及我国法院此前适用该法审理商业数据案件积累的丰富经验。适用“商业数据条款”时，应当通盘考虑《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的行为不法性考量因素条款，以及“商业数据条款”设立的商业数据权在竞争法视野下面临的内外限制。     

非瓣膜病性心房颤伴缺血性卒中生存与复发因素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规案性质的争议与认定使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本文拟从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分别讨论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关系,并认为从国内层面看,二者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从国际层面看,二者将统一于国际竞争规则。     

我国竞争法的改革与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及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现有的竞争法暴露出许多不足: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竞争法体系,缺乏独立和权威的执法机关,对违法者制裁力度不够等。为此,必须完善竞争立法体系,扩充调整范围,建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     

竞争法基本框架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 WTO,竞争法立法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竞争法的价值、基本原则 ,以及反竞争行为和竞争执法机构的分析 ,探讨了竞争法基本框架构成。     

欧共体竞争法产生的法律历史社会学分析

通过法律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可知,欧共体竞争法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产物。经济问题突出、早期立法尝试、秩序自由主义的兴起虽是其产生的内因,但二战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欧洲联合的迫切需要却是促成其适时产生的关键外因。欧共体竞争法的制定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立法,特殊的社会环境也迫使有着行为规制主义基础的欧洲最后选择了结构规制主义的竞争规则。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变化是:从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从单一竞争到复合竞争;从孤立的企业竞争到国家参与、协调和管理企业竞争;从无规则竞争到规则竞争。竞争法也在域外效力、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此,中国应当在适用范围、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对竞争法进行重构,以适应竞争全球化和竞争法变迁的挑战。     

完善WTO形势下的中国竞争法

通过对竞争理论的初步探索,说明竞争立法在我国当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通过分析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国际立法一体化对我国竞争立法产生的影响,指出我国在加入WTO后应尽快完善竞争立法,以更好地应对形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