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明命妇服饰的简单探讨

命妇服饰作为中华服饰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过多探讨。关于宋明服饰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传承关系,而对其传承与发展则较多忽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国人的关注。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

伴生文本作为大多数读者阅读文本之"门",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翻译学界,研究者大多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找出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动因,而较少专门对原文和译文的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比较《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包括内生文本(封面、宣传页、序言、注释、封底评价)和外生文本(原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书评、读者的评价),发现翻译活动的参与人(如译者、出版商和赞助商等)在设定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伴生文本的相关信息时,主要以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这种导向有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思想内容和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考工记》美学研究定位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对它的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考订注释和资料确证上,美学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成系统和规模,其研究定位也未形成共识;从其时代背景和“工”的文字学考据出发,笔者认为其美学研究定位应是:以“礼”为规定的器物制造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使“礼”自然而然地为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所接受,所愉悦,成为价值观、宇宙观、审美观的显现,成为有“意味”的器物的。     

"引礼入法"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的“引礼入法” ,始于汉而终于隋唐 ,达六七百年之久。即把道德原则引入法律 ,把道德作为立法的精神 ,并直接成为法律规范本身 ,成为司法的标准。这对于我们实行法治与德治的综合与统一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