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分界新探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存在的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分界问题的争论。民商法本质上是私法;行政法是公法;而经济法是以经济社会利益为核心,解决民商法、行政法束手无策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理论渊源,然后分析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分界,最后从观念和制度衔接等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协调三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路径。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简要法理分析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是贯穿行政法的灵魂,任何法都不可能没有灵魂,而纵观我国行政法现状,基本原则仍是一种思想原则而非法律原则,本文通过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及其难以成为法律原则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从普通思想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     

日本行政裁量的裁判治理研究及其启示

判断过程审查方式是在日本行政裁量观念变迁之下产生的,判断过程审查方式立足于"行政裁量等于法律的程序性实体拘束"这一行政裁量观念(发展了的裁量一元论),对行政裁量进行程序性实体审查。在新时期,日本最高裁判所在面对诸多行政裁量实务时,积极运用判断过程审查方式对日本国的行政裁量予以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国的判断过程审查方式不仅具有严密的论证思维过程,而且对裁量基准与相关考虑的权重等诸多相关问题均有所回答。判断过程审查方式应该为我国行政裁量治理所借鉴。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房产“限购令”的合法性及其救济途径探析

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并确保行政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之一。从行政法治角度审视,"新国五条"、"新国十条"等房产"限购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及若干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鉴于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均存在缺陷、可行性较低,试提出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的若干建议,以保障被房产"限购令"侵害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全球化与中国行政法的应对:改革路径的分析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法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并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全球化,中国行政及其行政法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转变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就改革预先做出法律上的安排,确立行政民主、透明、分权和违宪审查等基本制度,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论大学章程的法律属性

大学章程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是大学自治的载体。大学章程具有特殊的法律属性,具体来说,大学章程具有行政法性、契约性及自治法性等属性。作为一种具有法律属性的文件,在国家法律精神的指导下,大学章程涉及高校办学、使命、定位、内部管理体制等问题,为高校体制及机制改革指明方向。     

行政法视角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兼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不动产交易效率和安全性的必要之举,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对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的法律中有关不动产登记的不同规定,应当尽快随之配套修改,做好各项规定的衔接。登记机构的职责还应进一步细化与明确,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整体性纳入简政放权的进程中。     

行政法院的设想与前途

<正>"民告官"在中国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依法治国的标志之一。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亦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背景下,被寄予厚望。其间,一直被行政法学界强烈呼吁的行政法院设立问题再次被提出。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民告官"的制度先河,这对于破除传统等级观念,培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限制行政权力膨胀,监督政府,建构权利制约权力体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实务界一致     

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的行政主体研究

行政法第三形态理论随着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提出而产生,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目的是适应新型治理模式,为之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应对行政主体理论加以完善,赋予社会公权力组织和行使公权力的个人在行政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重新构建适应社会管理新格局和新要求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从法律、资金、监督方面对行政主体权力的运行提供保障,为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