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的北宋名臣杜衍

北宋名臣杜衍是历史上一位难得的好官。他出身于官宦之家,九世祖杜佑是唐朝名相,父亲杜遂良在宋太宗时任尚书度支员外郎。但杜衍尚未出世,杜遂良便英年早逝,母亲生下他以后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改嫁河阳,杜衍由祖父抚养长大。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30岁的杜衍进士及第,在朝中曾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枢密使等职;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拜相。杜衍为官清正,以善治狱闻名。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胡适倾向于浪漫思潮吗?——与汪荣祖先生商榷

汪荣祖先生提出,五四时期的胡适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启蒙",而是"出于激情",充溢着"浪漫情调",倾向于浪漫思潮,这打破了学界对胡适的已有论断。以卢梭为源点的浪漫主义是对崇拜理性的启蒙主义运动的纠偏,其要质在于重振以情感为主体的自然人性,来抗衡历史发展中"工具理性"的偏执。笃信科学,把科学理论化为思想观念,并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胡适,既已热忱颂赞"工具理性文明",又怎能归于卢梭一类的浪漫主义思潮?根据史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有点"过气"的味道了,而把一生尊崇自由主义的胡适纳入浪漫思潮则更显得错乱。     

汉语书写的现代性焦虑与新奇美学之生成——以“机关枪篆文”与“英文书法”为中心

在20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的语境中,围绕着汉语及其书写形态进行了争辩和改革。科学主义者以鲜明的激进立场对汉语形态和书写形式进行改造,却陷入了因古典形态在知识范式中的稳定性自足所带来的如何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形式焦虑:一方面要维持其自身知识系统的古典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现代性的知识改造。在吴稚晖、黎锦熙等人的国语罗马字实践中,逐渐生成了一种新奇的书写美学共同体:既有向古典书写形态妥协的"摩托篆文",又有依托于表音系统的"英文书法"。二者呈现出不同的新奇:前者的书写以复活英文罗马注音作为汉语书写的主体,乃"以新入古"之新;后者是以旧的金石形态来承载新的概念,乃"以古化古"之新,二者有形态上的差异,也有思想来源上的近似,即以激进科学主义立场来妥协新与旧的纠葛。     

产业扶贫中提升型激励项目的基层治理逻辑

2018年6月以来,我国进入脱贫成效巩固阶段,产业扶贫巩固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均意义重大。项目制是国家的重要治理方式,提升型激励项目是产业扶贫巩固阶段重要的项目类型之一。建构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以中原M市的提升型激励项目治理为场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研究发现:科层制治理工具被超越;基层治理遵从形式合理;关系理性消解了结果合理,造成扶贫资源异化为政治资本、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倒置加剧的后果;在关系理性维度中,"惯习"维度缺失,"规避风险"居首,"完成任务"位列其次,"政绩"位列第三,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     

“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个性官员”研究

"个性官员"是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实际行为,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如果从"元治理"的视域研究,"个性官员"群体是可以和中国社会语境兼容的,其标准在于合法性标准和"返魅"标准。但在契合中会遇到官员主体和客观环境要素的对立和冲突,其原因包括制度供给的不足、"个性官员"角色冲突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等。因此,要实现"个性官员"和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兼容,必须促进普遍道德标准和官员个体创新的统一,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制度"善"的落实以及构建符合公共精神的当代政治文化。     

那些女子

从古至今,无论女性的地位高或低,艺术家们对女子的审美与爱好从未有过丝毫怠慢。仕女画,这一别具阴柔美的画科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犹如曾几何时那些娴静、美好的轻纱女子。     

校园百团云集:你加入了哪个?

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愿组成,为实现共同的愿望,按照一定的章程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性群众组织:社团可打破年级、系科以及学校的界限,团结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发挥大家在某方面的特长,开展有益于彼此身心健康的活动。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学校第二课堂的引领者,社团以其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等特性吸引着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