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研究

以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经营规模、劳动力转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为基本理论假设,以江西省鄱阳湖区25个县区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面源污染呈正相关;牧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比重和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面源污染呈负相关。     

“农进渔退”: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之恶化

渔业是鄱阳湖区传统产业.明清以来圩堤围垦促进了湖区农业发展,鄱阳湖区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农进渔退”成为近世以来鄱阳湖区及中国大湖区域开发利用的普遍形式,20世纪下半叶鄱阳湖区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农进渔退”引发生态环境系统的逆向演替,致使鄱阳湖区水旱灾害频发、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渔业生态恶化.湖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不相协调,此乃人类不可承受之重.     

生态旅游环境友好型土地利用模式——以鄱阳湖经济生态区为例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立,对江西省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对鄱阳湖区生态资源的研究,总结鄱阳湖区生态旅游土地利用模式的特征,以及形成该模式的相关因素,为其它地区借鉴此种类型的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参考。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以鄱阳湖区为研究对象,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土地利用变化指数计算模型、相关分析法等技术与方法的支持下,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指数分析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草地与耕地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每年约有0.6%的草地景观发生了变化,约有0.3%的耕地景观发生了变化;水体与未利用地景观的稳定性最好,每年发生变化的仅有0.05%左右.就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而言,南昌县为最高,每年有近4.9%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进贤县为最小,每年只有约0.046%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发生了变化.土地综合动态与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有较好的相关性,由于受到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土地政策的影响,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2004年较1992年略有下降.     

农业科技人才的开发与利用——以江西鄱阳湖地区为例

鄱阳湖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但农业生产规模较小,产品转化能力不足,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湖区农业的快速发展,这与湖区农业科技人才的开发不足密切相关.解决此问题,需要加快调整高等教育培养方向,加强农业科技职业培训,拓宽农业技术人才开发渠道,合理分配人才.     

明清鄱阳湖区的圩田管理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介入圩田管理的组织有官府、乡里、乡绅耆老、圩长与普通圩户等。圩田管理组织模式是:明代官府主导,乡里组织,乡绅倡修,圩户参与;清代仍以官府为主导,但更重视民众主体作用。该模式对新农村基础设施管理的启示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明晰产权主体,分清管理责任"。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一批鄱阳湖区渔民的历史文书,由一位乡村精英人物整理并保存下来,尖锐地提出了渔业资源争夺问题。历史上,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湖相通,渺水(洪水)期大小水面汇成一片,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后,作为族产的小水面被分解,被组织起来的渔民日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来自更广泛地域的渔民发生冲突。此后的矛盾越来越凸显为捕渔者绝对人数的增加,1980年代后更因为采取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捕鱼为生的湖区渔民造成极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通过梳理私业、官河与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关系,不仅获得关于湖区水面产权问题的新认识,还意识到由于水无硬界的特性和渔民生产的流动性,使他们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在生存规则与性格特征方面多有不同,研究中国的水面问题时,应该和以往研究土地问题的思路及关注有所不同。     

“农进渔退”:近世以来鄱阳湖区域宗族变迁——以余干县瑞洪西岗为中心

渔业是鄱阳湖区传统产业。20世纪下半叶湖区出现了明显的"农进渔退"。这对鄱阳湖区经济、生态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组织形式之一。余干县瑞洪西岗村是鄱阳湖区渔业大村,以其为中心考察湖区宗族变迁有其典型性。鄱阳湖区域宗族的滥觞与发展同其渔业关系密切。1949年,国家的刚性介入使宗族迅速走向衰落,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进渔退使宗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宗族得以"复兴",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清以来鄱阳湖区民间纠纷处理的历史惯性——以都昌、鄱阳两县为中心

鄱阳湖地区的许多民间纠纷大都年深日久,错综复杂。历史上人们处理鄱阳湖地区民间纠纷,给我们留下了三大历史惯性,这就是:按"习惯"确认水面捕捞权;"势管青山力管湖";官府势力边缘化。"历史是当代之母",历史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代问题的解决。因此,这些惯性,对当前我们处理类似纠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