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全考古学”时代的到来——兼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

由于考古学产生约两百年来一直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同时又缺乏探讨遗迹、器物纹饰内涵的理论与方法，导致考古学在基本理论、方法上与其目标追求长期陷入困境与悖论，而浩如烟海的纹饰及一些遗迹的内涵始终处于考古学的边缘不得解读。故基本教义的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是残缺不全的。因此提出“全考古学”概念，主张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文化遗存”，同时将考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田野考古”及资料整理；第二阶段“室内考古”即读懂材料；第三阶段，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等。“全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是全方位的、立体交叉式的；当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和支持“全考古学”研究。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是“全考古学”第二阶段的典型作品。     

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Providing a Past for “Bodies That Matter”: Judith Butler's Impact on the Archaeology of Gender

Recent archeological work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has drawn on Judith Butler's discussions of abjection and gender performance in ways that promise to contribute to explicating these concept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have the potential to lend the illusion of time depth, and thus cultural legitimacy, to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a. Initially,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archaeology did not critically interrogate gender. Consequently, it could be used to reinforce static, natural, and binary representations of gender in re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ir use in conservative ways in the present. Recently, some archaeologists have begun to focus on the regulatory modes through which gender was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in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Archaeological work has been especially successful in examining the material dimensions of gender performance, thus addressing one of the repeated criticisms of this concept. The authors of this essay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is recent archaeological writing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ways it draws on, critiques, and extends the work of Judith Butler.     

关于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若干问题

工业革命和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的加快,许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也处于濒危的状况。工业遗产保护在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首先受到重视,并逐渐引起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工业遗产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领域。但我国的相关研究却刚刚起步,保护工作亟待加强。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和研究已确定了工业遗产的内涵、价值及评估标准。我国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具有文化意义的遗存,应在确定保护方略、进行先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开展我国的工业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     

从人文科学考古学到人的消失——福柯哲学思想初探

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其关键就是要揭示出人文知识的认识型断裂,从而为现代人文知识的建构提供说明。而现代人文科学的核心就是人的出现。在福柯看来,所谓人的出现,不仅是说现代人文知识给予了人一个特殊的位置,而是说从此以后,人们可以思考人了,人成为认识的对象或客体。然而,一旦人成为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的认识对象或客体的话,那么,人就正在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由于人正在消失,主体正在被颠覆,因此,福柯认为,这就意味着屈从于主体的整个西方文明也必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及对人类学的诉求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深厚,中国考古学自产生伊始便定位于历史学.但定位于历史学的中国考古学存在信息提炼不足、理论缺失等弊病,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促进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发挥考古学的威力.     

考古哲学在西方发展以及在中国的任务

本文考察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所导致的考古哲学的基本方法和解释模式,并说明考古哲学对于理解中国史前文化的意义,包括正确处理"传播论"与"独立进化论"、考古遗物与解释模式、实物证据与文字证据等各种关系的问题。     

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以东北民族与疆域为例

疆域的界定应建立在文献学、考古学的证据的基础上 ,箕子朝鲜、高句丽、渤海的疆域的确定 ,首先是在对它们的民族渊源、民族归属以及政权性质与归属的综合判断基础上给予科学的论定。而文献学、考古学的综合分析归纳又是中国历史疆域理论原则产生的基础。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与中华文化观是中国历史疆域界定的三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主要方面     

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

骨耜的真正用途是认定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发展阶段的关键,考古发掘新证据说明骨耜用来深掘灰坑和柱洞,它与干栏式建筑密不可分。生物学分析表明栽培稻是野生稻的一个亚种,栽培稻内的籼稻和粳稻之分不是亚种间的差别,而是气候生态型的差异;出现籼、粳和普通野稻组合是原始栽培稻的体现。前人夸大了河姆渡文化的稻谷数量,缺乏收割和加工谷物工具也是稻谷作为食物所占比例较小的反映。稻作不是河姆渡文化主要经济形态,定居的前提不一定以农业为主。这些观点动摇了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发展阶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