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吴兴武康沈氏是南朝最为活跃的南方土著家族 ,而其势力之崛起则可溯源至两晋之际。由于三吴文化高门在亡国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从而为地方土著豪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沈氏即在此时借其他豪强相互残杀之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元末士大夫的舆论批评及其蕴涵的时代意义

在元末社会危机滋生蔓延之际,一些士大夫高举道义大旗,抱道忤时,慷慨自陈,对元末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官吏的贪纵暴虐,黎民的颠危悲苦,世风的颓败浇薄等重要社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深刻的揭露.这些基于现实体悟的舆论批评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士大夫忧国伤时、扶衰救危的经世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且进一步彰显了社会舆论的批判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和意义.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化

题壁是唐宋时期寺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读寺院文化,就必须对发生在寺院内的题壁现象,进行较为细致的审视.寺院内的题壁文化,不外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佛教徒对佛理的阐悟.禅宗六祖传法偈的一段公案,至今仍为人传诵,其重要意义,恐怕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里程碑也不为过.二是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感悟人生,反思既往.这是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的部分,数量大,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     

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六朝至唐取士标准的调整与中唐士风的转变

六朝至唐代的选官标准主要有经术、德行、辞章和吏能。初盛唐时期这些标准有论争也有融合，如儒学派批评辞章派体性轻薄。在张说、张九龄的引导下产生了以兼擅礼乐、文章为特征的盛唐文儒，是经术、辞章两项标准的融合。盛唐文儒不屑吏事，和李林甫代表的吏能派产生过论争。“安史之乱”后，出于整顿士风的需要，德行成为首要的取士标准；“黜华用实”的用人政策和经世之学的兴起使吏能受到重视。贞元、元和时期，德行、文章、吏能三项标准趋于融合，“君子儒”成为理想官员的人格范式，这对中唐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