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论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基于阿尔都塞、佩肖和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当今,从意识形态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本文基于阿尔都塞、佩肖和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进行了简要分析。首先,阿尔都塞通过提出意识形态质询理论,勾画了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这涉及大(他者)主体、个人和主体三个角色,并且镜像承认是保障个人被质询为主体,保障大(他者)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保障主体对大(他者)主体的绝对臣服的关键要素。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一机制,使无数主体自动运转起来。其次,佩肖发现了阿尔都塞镜像承认中存在的悖论。在他看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中的"个人"总是已经是一个话语主体,是一个作为意识形态质询结果的主体,只有承认被质询的"个人"已经是一个话语主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承认才能真正成功。最后,齐泽克从精神分析的维度,提出意识形态承认的成功离不开主体的幻象—框架。只有大他者的质询与主体的幻象—框架相一致时,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主体对"质询"的反抗和排斥的情形。总之,区分不同情形...     

一个不容忽视的哲学误区——也谈意识形态不等同于观念上层建筑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观念上层建筑,这种"等同论"实际上是一个哲学误区,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根基正在于此.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两个序列的要义,是破解"等同论"之误的关键."审美意识形态论"的首倡者只要循着社会两个序列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审美社会意识形式"来界说文学的本质,定会以其深邃的文学素养和丰厚的理论资源发挥更加出色、耀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领军作用.     

法律论证的逻辑立场及其方法——基于伦理学方法对“彭宇案”的探讨

通过对真性、正当性和合法律性的把握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客观性。真性是法律论证的逻辑出发点,正当性则是决定法律论证的重心,合法律性本身就体现了正当性。正当性由真性决定,但是具备真性并不意味着具有正当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正当性可以对真性进行修正。因为"善"是无法定义的,把握正当性不能从"善"的标准直接获得。无论是对客观性的把握还是对"善"的获得都需要通过论辩,从而得到可接受的司法判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发挥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的作用——一个宏观研究框架

意识形态是精神文明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统领精神文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揽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战略目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支撑。对总揽精神文明及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亦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知需要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之上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的形势与基础塑造着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作用的基本样态。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指明方向,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奠定基础,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扫除障碍,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保驾护航。这同时也为发挥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的作用的基本努力方向。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     

意识形态运行机制视阈下苏联剧变分析--兼论保持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路径

苏联剧变,如果在意识形态运行机制视阈下进行剖析,就在于苏联无论从意识形态运行的主体要素、运行原理、运行维护以及运行的评价都难以整合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要素,进而切断了指向意识形态目的的桥梁。基于此视阈的分析,得到了启示也即保持党的先进性,并具体阐述相关的实现路径。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X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

本文以反对垃圾站选址的社区集体抗争为例,采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展现了业主利用互联网进行抗争的行动图景,揭示了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从线上走向线下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于浅层行动,在线动员能够实现广泛的离线参与;对于深层行动,在政治弱控制、参与热情高涨的运动初期,在线动员效果较好,但在政治控制介入、行动力弱化的运动维持阶段,则需要通过离线的二次动员或现实网络及组织的生成来保证行动参与并支撑运动的持续性。文章指出,互联网的动员潜力、行动特性及运动历程综合影响着从在线到离线的转换,而控制因素产生的政治风险塑造着网络动员的方式和策略,型构着网民群体的行动逻辑,并最终呈现为对在线动员效果的约制。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近三百年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基于大数据的描述与回归

本文利用谷歌图书的百万书籍大数据,以中国地级以上（含）城市近300年来英语书籍中出现的词频来展示和分析城市国际知名度的变迁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北京、香港、上海、广州、南京、澳门、天津、台北、重庆和拉萨依次为近300年国际知名度的前十强。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基于书籍大数据的国际知名度和媒体提及率进行基于时间序列回归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大陆城市在国际媒体中的提及率显著影响其国际知名度,而港澳台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媒体提及率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关联。这意味着近代以来大陆城市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媒体报道进入西方社会。本文最后总结了中国城市国际知名度获得过程的模式和特征。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