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学说是朴素的系统论——兼论“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五行”学说以五类不同功能的实物为基础,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五行”及其表现形态所构成的,按照“比相生而兼相胜”的法则运行的大系统,“五行”学说的基本思想与现代系统论相吻合,因而是朴素的系统论     

浅论“五行一体，大小互藏”

从大五行与小五行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内经》及其它相关文献的剖析,揭示了五行一体,大小互藏之道,丰富了中医学的五行说和整体观念的内容。     

五行说与现代设计思维

五行缘起所体现的利行思维,突出了设计活动的合目的性和便利可控性;五行关系所体现的整体思维,强调了设计活动中内外因素的制约作用;五行配伍所体现的关联思维,则为现代设计语言提供了“隐喻”与“换喻”两条途径。三者均来源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五行说对现代设计思维启示的关键。     

用古代五行学说组建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

管理团队是近些年在管理学上的讨论热点 ,西方国家已对其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文章在阐述了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理论基础上 ,对企业内高层管理团队的角色进行了五形人的探讨 ,并对管理团队职位的生克乘侮关系和组建规模进行了分析研究。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衍展

讨论了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衍展———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社会各方面关系人财富最大化     

论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评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为何要批评思孟的＂五行＂学说,古往今来学者对此可谓众说纷纭。简帛《五行》篇的相继出土,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从孟、荀思想学说的分歧和简帛《五行》篇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入手,还要联系《非十二子篇》的上下文等诸多要素来阐明。而荀子的批评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荀子是在批驳思孟的＂五行＂学说脱离实际,并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起到＂正身安国＂的作用。     

中医术语“五行相生”及“五行相克”的英译问题

五行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目前＂五行相生＂及＂五行相克＂的英译名还存在着混乱、不统一的现象。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由于＂五行＂在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词语,可以采用半音译法翻译成five xing。而＂五行相生＂中的＂相＂是＂递相＂的意思,应译为successive promotion of five xing。同样地,＂五行相克＂也可采用successive这个词处理,而由于相克的顺序是木、土、水、火、金,因此译成successive restriction of five xing——wood,earth,water,fire and metal。     

人生“五行”

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在大学礼堂里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上最后一堂课。教授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很著名．”教授在黑板上按照由低层到高层的顺序写下了五行小标题：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论孙星衍的学术思想与用世精神

孙星衍是乾嘉时期一位著名的考据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突出用世精神的学者.他主张人才出于经术,通经由于训诂,考据乃是有益于政治的实用之学.在治学实践和仕途生涯中,他将对典章制度的考据与对时务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以所学用之于实事,充分体现了通经致治的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原与气化——古希腊医学四元素说与中医五行思想

古希腊医学四元素说和中医五行思想在表面的相似之下蕴含着深刻的区别:四元素说用不变的本原解释变化的世界,而五行本身就是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四元素是空间主导的思想,五行则根本上是时间的思想。所以,四元素必须借助本原之外的"爱恨"来作为推动力才能解释不变的本原如何形成变化的世界,五行则在自身中蕴含着生克化合的动力。通过五行气化,天地人和四时五方被纳入一个整体之中,而四元素说对世界的认识则是基于对不变世界的几何空间想象,并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结构。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佛医“四大”与中医“五行”之比较

作为传统医学的佛教医学和中医学分别在四大说和五行说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自身的医学体系。虽然佛医四大说与中医五行说在侧重于形体之属性与功能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文化背景、理论模式、解释范围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中国古代部分医家曾尝试将佛医四大说引入中医学,并对四大说和五行说进行调和,但四大说终因其解释力不超出五行说之范围而退出了中医学的历史舞台。     

现象学与“兴味”说

西方现象学最核心的观念之一是“意向“。用现象学来分析意识,要将意识客体是否为真的判断搁置不论,转而重视主体的意向性活动。将此运用于文学批评,提出了“填空“、“对话“、“召唤“诸学说。在中国,早就有关于“味“的学说,从陆机将“味“引入文论,到刘勰的“余味“、钟嵘的“滋味“、司空图的“韵味“,甚至后来的意境理论,都与现代现象学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两种理论均看到了想象的作用,以及文本“隐“的效果。但仔细比较研究,亦有不同。     

简论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运用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篇。《洪范》篇中的“五行”是被当做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提到的，可以说至迟在西周时期，五行观念已被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阴阳观念在西周中末期与时令、自然灾害相联系，开始臧否王政，预测王朝命运，与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比较接近。阴阳、五行分别在物质生产、礼仪制度、灾异应对、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西周国家政治。     

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研究——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翻译家葛浩文认为他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这意味着国内译学界原本疏离的二者更有渐行渐远的趋势。文章通过对葛氏文论、访谈实录及其译本的分析, 梳理出“用达雅”的翻译思想:“用”于构建中国他者文化形象, “用”占据核心地位, 它决定了“达”于西方大众读者的内容和方式, 也决定了翻译之“雅”在于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因用制宜”。通过对葛浩文“用达雅”翻译思想的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 尽管他认为翻译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不太大, 但在他的翻译思想中显示出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关系。     

从“五行五味互含”理论看《辅行诀》成书年代

《辅行诀》主体学术思想反映在《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中。《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核心思想有二,即五脏五味补泻思想与五行五味互含思想。《辅行诀》以五脏五味苦欲补泻为基本组方用药思路的学术特征与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非常相似,而五行五味互含思想应是源于明代命门学派。若据此推断,《辅行诀》的成书年代最早也在明代命门学派之后。     

略论中国曲学的衍进模式与中国戏曲史的理论构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虑,戏曲的产生并不一定要以“诗”的形成为基础,但从理论生成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曲学却是在诗学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曲学的这种理论生成方式最终影响到了中国戏曲的诗词化走向.然而,戏曲毕竟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诗词的文学体裁,曲学终不能完全为诗学所涵盖,因此,诗学与曲学必将走上各自的分途.由诗学向曲学进行理论过渡,这代表了一种文人传统的延续,而这种传统的赓续则在理论层面上造成了一种假象,即中国戏曲的发展依照的是一条“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线索,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文人依据其既有知识构建起来的“理论历史”,并非是戏曲自然发生的原初风貌.     

孙子“用变”思想的多重内涵及现代启示

孙子"用变"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结合《孙子兵法》的有关内容,深入挖掘孙子"用变"思想的不同内涵和借鉴价值,以求为现代人更好地借鉴孙子"用变"思想,提升竞争能力和竞争水平提供一个整体的思路。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