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立暂缓起诉制度

一、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背景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逐年增长和犯罪低龄化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2006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论和谐语境中的"辩诉交易"

和谐是指社会各个差异部分通过某些特定的调节方式使相互之间能够协调的一种良好状态.和谐的内在价值正是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目标,辩诉交易正是将这一目标具体化的制度.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我们应以和谐为视角重新审视被冷漠的辩诉交易,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和谐品格的中国式"辩诉交易一一控辩和解制度".     

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应对

恢复性司法以其全新的理念在中国得到大力的推崇,被害人的保护、节省司法资源和死刑控制是恢复性司法运动在我国兴起的主要动因.为了引导恢复性司法的发展,一些省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都制定了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规范性文件,并有效地探索出三种运行模式.当然,对恢复性司法也存在一些争议,包括被害人保护以及恢复性司法运行的障碍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成熟的恢复性司法体系,恢复性司法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赔偿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地位的失衡与解决对策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基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现实需要,赔偿的地位在刑罚裁量及其之前的诉讼阶段被迅速提升,而在刑罚执行及执行后阶段,赔偿的落实问题却没有相应制度和措施的跟进,赔偿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地位失衡以及所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和措施的完善,改变赔偿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地位失衡的现状,实现国家掌控刑罚权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兼得.     

和谐司法语境下的辩诉交易制度

发端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促进人权保障的司法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发展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在我国司法改革中,超越法系背景和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制度的差异,在理论上加大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关注和研究的力度,积极进行中外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传统、法律价值观念和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促进我国在刑事诉讼制度上的改革与突破.     

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刑事诉讼活动的存在是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活动中倚重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忽视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同时,随着人权主义的不断发展,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体系不断的完善,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角色以及权利保护存在忽视或者淡化的倾向,如何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及立法构想

暂缓起诉制度在降低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预防犯罪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从我国检察机关关于暂缓起诉相关制度的实践状况及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而言,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制度既具必要性又具可行性。我国引入暂缓起诉制度,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符合刑罚人性化的刑事理论,有助于刑罚教育功能的实现,有利于实现与世界法治文明接轨。同时应通过立法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避免可能出现的滥用公诉裁量权等流弊,以便实现暂缓起诉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进一步完善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于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犯罪预防效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立法对刑事和解仍采用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立法规定仍过于原则,有些问题仍有待于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和谐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模式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武,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价值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相融性.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刑事和解应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采取人民调解委员会模式.     

论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案件解决方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而如何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和解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在刑事和解中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不仅具有效率价值和安全价值,而且还会使被害人尽快获得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在刑事和解中,通过个案正义及多元化方式实现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并以此来平衡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关系.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立法的建立与完善

宋英辉、茹艳红指出,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特别程序,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和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既在章节体例上健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文本,也在许多方面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不断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借鉴域外经验,刑事诉讼制度逐步走向科学、民主和精密。增设特别程序,可以适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符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     

论被害人话语权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随着被害人运动高涨与被害人学勃兴,被害人主体地位得到提升、被害人话语权得以确立。而附条件不起诉作为国外司法界近年的新兴实践,也因其功效显著、价值多元而逐入国人视野。怎样使其植根中土,实现与社会主义"人本"思想的契合?笔者拟从被害人保护视角切入,关注补偿与修复,探讨中国语境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以期为刑事纠纷解决贡献微薄之力。     

从司法实践看我国的存疑不起诉制度

存疑不起诉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弊端 ,往往侵害受害人及被不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降低了诉讼效率 ,助长了司法不公 ,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混乱 ,有必要加以探讨。     

刑事司法改革的融贯性思考——以刑事和解与量刑改革为例

冲突和困境的防范要求,刑事司法改革举措的提出和推行都必须进行融贯性的思考.文章拟以刑事和解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关系处理为例就此展开研讨.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司法建议

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比较法视阈下的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改革

我国的公诉审查由过去“实质审查”转向为“形式审查”后,公诉在程序效力上已接近“有诉必审”,而在对不起诉裁量权的五种事后救济程序中,司法救济未取得一席之地,这使我国的司法权在公诉审查阶段未发挥其应有的制约公诉权滥用及排除法官预断、保证集中审理的功能。在考察英、美、德、法、日五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立法在该制度配置上的缺陷,提出改革我国公诉权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行性方案,可以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为刑事诉讼公平、有序和高效率的运作提供保障。     

司法和谐问题上的三个认识误区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司法和谐问题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尽管理论界对于司法和谐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司法和谐问题依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目前存在着三个认识误区:混淆司法和谐与案件审结方式的关系;将司法和谐片面地理解为个案和谐,片面强调结果和谐,忽略了司法和谐应该是公正合法基础上的和谐。认清这些误区,有助于更深刻、更全面、更辩证地认识司法和谐的内涵,从而通过司法实现社会和谐。     

宽严相济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建立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通过对中西方刑事和解的比较,分析我国宽严相济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特征、内容和分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有关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建议.     

司法改革语境下主办侦查员制度的建构

实行主办侦查员制度是落实中央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司法责任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刑事诉讼配合制约、责权利一致、人民警察分类管理及专业化建设的原则出发,结合刑事执法办案工作的规律特点来探索构建主办侦查员制度,需要科学设置主办侦查员的职级序列、任职条件、遴选办法、职权责任,合理考察运行模式,并明确建立与司法责任体系相衔接的侦查办案责权利统一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突出侦查员在办案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建立职业保障制度,简政放权与监督制约并重。与此同时,完善侦查权运行机制、权利保障机制、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和检警责任制约机制,是保障主办侦查员制度运行的应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