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明清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     

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土地开发权问题再探究

土地指标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用途的变更以及开发容量和空间扩张。从权利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分别对应着土地开发权等学理问题。从土地开发权的来源而言,土地开发权的实质内容并非源于土地规划权,而是来自所有权。从土地开发权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土地开发权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从土地开发权的功能而言,作为独立的用益物权,土地开发权能够为土地规划等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并且为集体及其成员的正当利益提供法律依据。     

当前农地制度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农地制度下的家庭经营形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是,家庭经营形式下的小生产方式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对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制约。现行农地制度存在土地产权制度既很模糊又不完整,产权关系紊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程度低;土地的承包经营制度制约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问题。探索以明晰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创新,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     

1917～1924年俄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法社会学考察

土地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基本问题 ,1 91 7年后的俄国也不例外。列宁在革命胜利后、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详细阐释了俄国土地制度的变迁路径 ,分析说明了研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意义不仅仅在于从法的角度去认识所有权问题的完整性 ,不仅仅在于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去剖析社会经济关系、所有权、法律之间的内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关系 ,还在于要从这种种变化和发展过程中 ,找出法律同土地所有权之间的连接点 ,认清法律究竟在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而不仅能够更深刻地说明和分析现实中的法律 ,而且能推动和促进土地制度的合理变迁     

解读土地新政下的“同地同价”原则——基于权利的视角

“同地同价”原则的提出可以有效地遏制土地财政、保障农民的合法土地利益。“同地同价”原则体现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平等,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尊重,但没有体现对农地外部效益的补偿。土地发展权是“同地同价”原则的权利源泉,建议我国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土地发展权。     

国有农用地利用的实践需求与制度供给

从制度供给的视角，针对国有农场和农户的实践需求，构建国有农用地制度改进方案。在农垦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塑造为物权，稳步推进农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以满足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在“两田制”的基础上，可将“基本田”中的土地经营权塑造为用益物权；依照“物债两分”逻辑设置“规模田”上的土地经营权，长期存续的土地经营权设为物权，依《物权法》协调；短期的经营权则设为债权，依据契约自由的原则，遵照《合同法》进行协调，满足经营主体的需求。在国有农用地的立法层面，应将两类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以区分国有农用地物权与债权的权利。此外，在国有农用地产权制度改进的同时，应设计相应的社会保障、管理经营等配套制度改革。     

三代时期土地制度及土地关系流转的探析

三代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产生、发展以及向封建领主制转变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普遍实行井田制,土地所有制性质为土地王有制,国家禁止土地买卖。公田与私田经历着自身的衍变,并向私有化逐渐迈进,正因如此,西周中期,土地关系开始发生流转,出现了土地的赏赐、出租、赔偿、转让和交换的现象。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重思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经典命题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论, 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 “哲 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 马克思是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理论诉求以及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 探讨 “哲学家们” 的指涉对象理应自觉置于马克思创作 《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 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环境进行考察, 马克思视域中的 “哲学家们” 实际上具体指向某一类人; 在是 否放弃 “解释世界” 的诉求上, 马克思确实舍弃了哲学性质维度的 “解释世界”, 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认 知意义上的 “解释世界”; 在 “解释世界” 与 “改变世界” 的关系上, 要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哲 学观变革的意义予以整体审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重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十一条, 对继承与发 扬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及其价值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明清时期的晋商

深入分析明、清两朝晋商发展的成因及特点.特别指出,晋商的成功不只是由于其雄财善爱,经营有道,更因其伦理道德和儒商精神,晋商的精神和文化值得传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明清“欲望叙事”的文化心理透视

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叙事",其内容所呈现出的对于性态度的矛盾性与明清时期特定的"知识型构"相关,它既受这个时期正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受作家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价值选择的制约,并最终凝结为诸多文化规则,直接影响到艳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