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游侠

唐代诗坛巨星李白,其思想复杂多变,学术界普遍认为其融合了儒、释、道、杂、纵横、兵等诸家思想,且在诸家思想中,儒道为最,释家次之。这无疑是正确的。坦游侠思想对李白的影响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偶有论及,也往往与纵横家混为一谈,且语焉不详。本文试对李白的游侠风仪和任侠经历,以及游侠思想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作较为深入的探讨。纵横家与游侠确有联系,但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这两家在先秦时本各不相谋,到汉代才开始结合,喜好纵横之术的人,也往往有游侠之风。唐代的纵横家和游侠甚为寥落,但在李白身上却达到了奇妙的结…     

侠文化与曹植的游侠诗

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游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价值的社会首肯。他们重义轻生，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表现出超常的人格魅力。游侠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使游侠主题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应首推曹植，他创作了一些描写游侠和表达自己任使思想的诗。首先是游侠从军报国诗。其次是具有强烈青春少年诗酒精神的诗，再次是表现对自由的追求。曹植的游侠诗，开后世游侠诗之先河。     

千年的回响--论《史记》游侠精神在元杂剧中的嬗变

元杂剧作家理想中的游侠和司马迁笔下的游侠相比,豪侠精神在萎缩,而儒士精神在增长;换个性在萎缩,社会性在增长.元杂剧作家更称赏服从仁义礼智、有儒家治世精神的游侠.这种变化是元代遗民情绪的折射,也受到了宋代理学精神的深刻影响,还体现了元代文人既对现实不满、又要维护封建秩序的矛盾心态.     

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契合关系解析

面对晚清日趋衰微的时局,知识精英认为传统儒学已难以提供救世的良方.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主张用佛学救世,他们是近代佛学的倡导者,同时他们也是近代游侠思潮的鼓吹者.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救世献身精神、平等思想和独立意识三个方面.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交融与相互激荡,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司馬迁的《游俠列传》有人民性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游俠列传》,是记西汉游侠人物的。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游侠是受压迫的下层人物,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封建势力,司马迁给他们作传记,具有着人民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游俠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司马迁把游侠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战国的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属于前一类人物;西汉的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属于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游侠列传》新议

一《游侠列传》是《史记》的一篇奇文，太史公对游侠采取褒扬的态度，后世对游侠与《游侠列传》的评价则褒贬不一。大致情况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的论者多待贬意，解放后对游侠及《游侠列传》则以肯定赞赏为主调。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其证据之一就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①，从思想上与圣人的来否定《游侠列传》。解放前，历代评论者多附和班氏之论。董份云：“史迁道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故班固讥其进奸雄，此太史公之过也。”②进一步分析了司马迁写作此传的动机和根源…     

唐诗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

初盛唐的诗歌总体上洋溢着强烈的尚武气息,其中豪侠精神中的少年情结尤其富有魅力。唐代游侠群体中,游侠少年是核心和主体。唐人吟咏豪侠精神的诗歌主要歌咏年少慕侠情结,讴歌了市井游侠风习,表达建功立业的时代理想。这类吟咏表达了唐代诗人对皓首穷经的儒生的贬低,抒发不得建功立业的苦闷和力求在现实中疏解豪杰之气的愿望,是对魏晋六朝“年少慕侠”与侠义建功母题的承继与发扬,在中晚唐诗人中仍有延续。     

古代游侠人格特征之考究

古代游侠人格特征之考究汪涌豪依照司马迁、班固等人对游侠的界定和评说，还有我们对游侠产生、发展历史及其主要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介绍，可知游侠在人群特征上，确乎具有难用简单是非标准评价的复杂特性。在学界，已有论者试图对侠的基本特征作出归纳，如刘若愚《中国...     

古代游侠社会关系之考究

古代游侠社会关系之考究汪涌豪在中国历史上，游侠以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行侠义之事，屡见于历代典籍。当他们身处草野，漫游于江湖，大都葆有自己本来崇尚的自由天性。然而，游侠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群，他们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每每与许多人发生...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     

两汉赋论基本特征略探

汉赋是两汉文学主流,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汉赋批评的兴起。汉人赋论尽管只是汉赋研究的起步,却已具备比较鲜明的特征：依经立义的批评标准;全面细致的批评内容;准确精到的批评结论。两汉赋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价值的理论收获之一,对后世的汉赋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

语言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社会的折光。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是中国道教的第一部经典,书中包含了大量具有汉代时代特色的词语,对于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东汉佛经的特殊语言现象及成因

东汉佛经含有一些西域译经者自己创造的、不是汉语规范的被动句和疑问词语 ,它们的产生可以从第二语言习得和中介语的角度来解释。东汉时的译经者大多是西域人 ,他们所运用的汉语 ,只是中介语。译经中这些不规范的被动句和疑问词语 ,多是译经者对汉语这一目的语的规则加以内在化处理时产生的。     

胡乐胡音竞纷泊--胡乐对唐代社会影响述论

来自西域地区的音乐 ,源源不断地输入唐代社会 ,对唐朝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和社会风尚产生深刻影响。它与传统的“雅乐”、“古乐”相融合 ,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上至宫廷音乐、王公士大夫宴乐 ,下到坊市平民的娱乐 ,无不深受胡乐浸染。胡乐与汉乐水乳交融 ,形成独具特色的唐代音乐文化     

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汉王朝对西北民族的治理及对中亚、南亚民族的认识

整个秦汉时期,汉匈民族关系是汉王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联合月氏攻击匈奴,有了张骞出使西域,所以《史记‘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主线,引出西域、中亚乃至更为遥远的西方的民族情况,使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研究的目光从汉王朝的辖境放眼到今天的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史记·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的认识,于是汉王朝开始对西域部分民族进行治理、设置政区,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西域各民族文化的记述则是公元前2世纪的民族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论汉儒仲长统的救世主张及其思想转变

面对东汉末期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仲长统在哲学层面对谶纬迷信之学予以猛烈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救世主张。他以"存亡迭代,政乱周复"的历史观作为理论根基,以"损益兼行"作为具体的操作原则,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天人观为价值追求,提出了抵制任人唯亲、选贤举能、以刑助德、打击豪族、恢复井田制度等思想,对匡正汉末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仲长统的救世主张最终没有得以落实,但其以儒为宗又兼含儒道的特质符合汉末的思想发展趋势,他对于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也成为中国古代末世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