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中国游侠与日本武士之文化差异

中国游侠与日本武士在精神气质和行事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但由于其社会地位,以及所属社会阶级、阶层不同,二者差异明显.文章通过阐述二者存在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本质的文化差异.     

侠文化与曹植的游侠诗

游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游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价值的社会首肯。他们重义轻生，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表现出超常的人格魅力。游侠进入诗歌，当属汉魏之际。使游侠主题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应首推曹植，他创作了一些描写游侠和表达自己任使思想的诗。首先是游侠从军报国诗。其次是具有强烈青春少年诗酒精神的诗，再次是表现对自由的追求。曹植的游侠诗，开后世游侠诗之先河。     

千年的回响--论《史记》游侠精神在元杂剧中的嬗变

元杂剧作家理想中的游侠和司马迁笔下的游侠相比,豪侠精神在萎缩,而儒士精神在增长;换个性在萎缩,社会性在增长.元杂剧作家更称赏服从仁义礼智、有儒家治世精神的游侠.这种变化是元代遗民情绪的折射,也受到了宋代理学精神的深刻影响,还体现了元代文人既对现实不满、又要维护封建秩序的矛盾心态.     

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契合关系解析

面对晚清日趋衰微的时局,知识精英认为传统儒学已难以提供救世的良方.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主张用佛学救世,他们是近代佛学的倡导者,同时他们也是近代游侠思潮的鼓吹者.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救世献身精神、平等思想和独立意识三个方面.近代佛学与游侠思潮的交融与相互激荡,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理想与现实的失衡——魏晋六朝游侠诗歌刍议

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取代两汉的史传散文成为我国侠文化的主要载体,标志着侠文化进入一个转型期.游侠由一种具体的行为演变成一种抽象的观念、精神或气质,给予了寒士阶层寻求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以及追求个人价值与自由的热烈渴望.然而在"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现实环境下,这一切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强大的集权统治中被击得粉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失衡,使得魏晋六朝游侠诗歌充满了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江湖侠骨已无多——社会转型期间的游侠

前辈文学家严文井先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这块土壤,产生不了堂·吉诃德。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Q!”严先生不是社会学学者,这句话是他以文学家眼光长期观察社会生活的结果。吉诃德是什么人？他是个破落的绅士,甚至心智都有点问题。他沉溺于骑士小说之中,迷不知返,     

宋代的走马承受公事探究

北宋实行重文抑武政策,从设官任职上构建起一套互相牵制的网络,以控制各方大员。走马承受公事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枚政治棋子,它针对诸路守将精心设置,虽然其名义上是随军承受奏报文书而已,但实质上为皇帝"耳目所寄",负有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警动态、州郡不法等大权。他们的存在,有力地强化了中央集权,有效地联结了皇帝和地方官员的关系,促进了地方行政系统的稳定。但到后来,随着走马承受权力涉足面的扩大,其任职人私欲的膨胀以及自身素质的缺憾,走马承受最终也难逃被废罢的命运。     

浅析近代广东民众的娱乐活动的特征

自古以来,广东地处南疆,面临大海,与内陆联系自然较少。到了清乾隆年间,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到近代,广东民众经商成风,生活比较富庶,商业经济繁荣。因此,形成了"世风以奢靡相高,人情以放荡为快。"的时代风气。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气下,近代广东民众的娱乐活动所具备的特征有:一是既具有深厚的传统色彩,又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二是腐朽落后,急功近利;三是包容开放。     

清代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影响

通过对清廷前后期娱乐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一是宫廷娱乐在形式和内容上由前期的重武尚射,逐步向晚期耽于文恬的方向演化;其二是宫廷娱乐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角色转变趋势;三是晚清宫廷对于西方娱乐活动方式的心理认同和接受。而宫廷娱乐活动的演变,也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文化以及社会。     

西汉时期西部开发述论

西汉时期基本上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条件,成为历史上中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西汉“弛山泽之禁”、“如粟拜爵”、屯田林垦等政策的引导下,促成了地方开发、诸侯开发、商人豪强开发等多种形式。开发的成效显著,培育出了经济中心、调整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但也造成了西部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和导致灾害频繁等不利影响。     

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

本文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论述了西汉时期汉人进入西域的不同方式,对屯戍士卒的 构成,吏卒更代制度,汉人留居情况,以及西域汉人的郡望,做了全面探察。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观念的演变

秦汉之际,神仙观念发生过一系列变化。首先,神仙观念在产生之初的彼世色彩淡化,与长寿愿望合流;其次,神仙观念在世俗化过程中开始走向普及。汉武帝对此影响最大,他重祭祀,好神仙,并把求仙的领域扩大化,这一切助长了民间的神仙信仰。     

经学发展与西汉文学思想的演变

在不断演变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西汉经学经历了逐步抬头、正式确立和空前发展并盛极而衰的三个时期。与此相应 ,西汉的文学思想也随着经学进程的不同状态而发展变化。总的趋向是认为文学是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 ,以经学为中心 ,受经学支配。尽管后期“文学性”特质比前中期更加突出 ,但也没有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     

汉代风俗文化与汉赋

汉代风俗文化对汉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俗文化是汉赋题材内容的重要来源;汉赋喜用铺陈夸张手法、风格闳富奇丽等艺术特点的形成与汉人喜爱奇谈虚语的风气、汉代的神仙信仰、汉人追求完整繁富的审美风尚以及其他种种多姿多彩的风俗事象都有一定关联;汉代文人赋对本时期民间文学有较多借鉴。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清末广东禁赌的措施与成效

本文以清末(1911年)的广东禁赌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分析了清末广东禁赌的酝酿;禁赌的主要措施以及禁赌的成效和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广东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     

西汉属部朝贡制度

属部朝贡制度是在西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对后世历代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论述了西汉属部的不同类型和承担的政治义务;探讨了属部“朝正月”制度的源起、发展和具体内容;考察了西汉对属部朝贡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