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简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叙事媒介及其自由度--论张恨水小说中记者、准记者作用

在张恨水的艺术世界中,常常有大量的记者、准记者的身影出没其间.细察之,这些人物的叙事功能远大于其形象功能.他们自由腾挪,处处"在场",为叙事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许多故事随着这些人物的目光汩汩流出.     

为现代人的生存植根——对海德格尔科学技术之思的解读

现象学中的在场和不在场(缺席)两个概念彼此联系、互为补充。不在场之物虽然隐而不显,但和在场之物一样真实,不在场是在场的根,是在场得以生成和呈现的前提。现代科学和技术把世界中的万物和人变成了完全的在场,只关注在场之物,消灭了和在场休戚相关的不在场之根,海德格尔致力于解决现代人的这种无根状态,力图为现代人的生存重新植根。主张人要在关注在场的事物的同时不忘不在场的存在之根,追求本真的生存方式,活出存在的无穷意境。     

汪曾祺文学世界的哲学思考

汪曾祺独特的文学世界根源于他对世界独特的认识方式。汪曾祺将世界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整体,人与他者在整体的宇宙中共在,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是超越在场。汪曾祺由此而来的艺术观念从文本之内指向文本之外,他认为艺术存在于由在场到不在场的想象空间,想象是沟通在场的生活世界和不在场的意义世界的桥梁。     

论“缺席”现象

缺席是现象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明确了缺席的概念,澄清了一些事物缺席的状况。我们意向存在的事物,我们在脑海中进行了想象,然后我们再意向这个想象的事物。对主体的感官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理智在场,对主体的理智缺席的事物有可能对主体的感官在场。     

文学文本叙事空白的表述机制

叙事交流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现象:故事世界中发生过的某些事件在文本中没有通过相应的文本来叙述,但叙事接收者却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也就是说,叙述者采用了某些特殊方式将这些事件传达出来,这种传达方式可以称为叙事空白的表述。这些表述方式包括:以少总多法、因果互显法和主副相生法。叙事空白的表述机制是叙事交流中缺席了的文本的"在场方式",是一种"不写之写"。叙述者通过三种特定的表述方式来传达文本中没有叙述出来的事件以实现叙事交流的意图。     

"模仿"与"再现"新读

"模仿"强调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吻合,它奉行一种客观主义原则:而"再现"则注重主体对外在世界的选择,它奉行一种主观主义原则.在"模仿说"那里,主体性处于一种缺席状态;而在"再现说"那里,主体性则处于一种在场状态.若将"模仿"与"再现"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美学原则,其存在有合理性,也有非合理性.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困境及其启示——以中国题材合拍电影为例

在国际文化生产分工中,合拍片处在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之间剧烈的冲突的前沿,其模糊的资本身份与文化身份使电影所再现的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遭到了质疑。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中美合拍电影文化认同上虚假的"同一性",展示了"中国"在电影中貌似在场实则缺席的文化主体形象,分析发现合拍电影与中国观众接受过程中存在着文化认同的裂隙,由此造成了中国观众接受的困难,因而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提供了借鉴意义。     

对话·狂欢·多元意识: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艺术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复调型的艺术思维"的小说家,他主张小说应该要有密集的思想,要有多种思想的冲突和"众声喧哗"。莫言小说复调叙事的艺术表现为:他改变了传统小说中作者控制人物的叙述姿态,建构怪诞的狂欢话语世界,并在矛盾和复杂的思考里赋予小说多元意识。     

列维纳斯的“他者”之思

列维纳斯试图在整体性中发现"溢出"、"断裂"的"他者",试图通过"他者"开启出伦理的责任意义。"他者"既不是另一个存在,也不是非存在,而是别样于存在。为回应德里达的批评,列维纳斯提出"亲近"与"踪迹"来进一步解说"他者"。既维持距离又不断缩小距离的"亲近",以及既不在场也不缺席的"踪迹"是"他者"特征的最恰当阐释。     

瞬间体验的生产及其悖论——从机械复制艺术到新媒介文艺

自现代性展开以来,对"加速"的追求同样渗透于文艺领域,媒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加速运动深刻改写着文艺形态及其体验。以此为线索,便能够发现伴随着机械复制艺术到新媒介文艺的范式转换引发的后果是,"瞬间体验"从"震惊"到"融入"得以持续推进,并逐渐占据当代人媒介审美经验的中心。然而,通过"加速学"对其辨析发现,瞬间体验至少包含着身体缺席与在场、知觉扩延与截除以及注意力聚焦与分散三个层面的悖论。"瞬间"以速度清除连续性,因此,强调个体保持"沉思"与"减速"的能力,便显得尤为必要。     

关于完善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审判方式是对席审判,即控辩双方均需出庭,法院方能作出判决.但是,在对席审判不能正常进行的时候便需要缺席审判的存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我国的具体应用是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证明标准、人权保障等问题.因此,需要适当扩大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其证明标准,弥补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     

萨特论“缺席的上帝”及其可能的辩护

鉴于萨特在大量作品中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描述上帝,由此,他被视为对上帝持有一种"既缺席又在场"的矛盾性态度。然而,仅以"含糊性态度"来概括萨特关于上帝的立场有失妥当。宁可说,萨特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无神论立场,即上帝的缺席构成其哲学理论的主旋律。一方面,以"存在先于本质"为基本原则和主要基础的关于意识与自由的现象学本体论体系,为萨特"否定上帝存在"的坚定立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萨特构建一种以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的全部努力完全排斥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这也为其无神论立场提供了一种辩护。     

世俗生存、物欲批判与意识形态——影视艺术的物欲叙事研究

物欲作为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本能欲望,在影视艺术中并未得到深入的审视.在侯孝贤<海上花>树立起难以企及的批判高度后,大陆许多从文学改编而来的影片对物欲出现了规避的倾向.这并不意味着大陆影片拒绝对物质的财富表达,相反,物欲总是以缺席而又在场的方式存在,以悖论的形式顽固地镶嵌在影片中:反物欲的叙事却透露出物欲的消费特征.     

论文学的整体意识

鉴于当前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着缺乏时代精神、形象破碎、意境残缺、情意贫弱等毛病,作者提倡和呼唤一种文学的整体意识。他认为强调整体意识就是要以作家的艺术直观能力作为把握世界整体的切入点,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和观照社会、历史、人物、进而串连起缤纷繁复的人生世相,揭示人性的深度,使人们能在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认识客观事物,把握人物意义,实现自我价值。     

论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以艺术的自治原则为视角

克莱夫·贝尔是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艺术作品中将形式抽象出来,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艺术应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目的,艺术世界应与生活世界相分离。于是,他在艺术与日常生活世界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理论归结为艺术的自治原则,并以此为视角对其形式主义美学进行解读。     

同一中的差异——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汪曾祺小说的整体性表明,审美尺度在其价值标准上具有逻辑优先性;在场却又缺席的第三人称叙述者,是其小说叙述者的主要存在方式;个体自我的伸展和蜷缩,深蕴着其人生哲学;情绪记忆淡薄、审美想象贫弱,是其晚年的创作心理特征。其中蕴涵着的悖论和矛盾,彰显出同一中的差异,而同一和差异的互动,较大程度复现了汪曾祺小说的原初景观。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论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书信不仅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承载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化印迹。在传统书信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信息化时代,它曾经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和艺术价值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永不褪色。书信体小说开启了书信叙事的新篇章,书信在小说中不仅可以发挥"编织"叙事文本、整合叙事结构的功能,还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书信"八卦"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并且感知到叙事文本中各种鲜活的人物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