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

明代中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作为明代新型士人的代表,吴中士人在这种转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卜居乡间,优游于山林市井,不再以公共政治事业作为自己的价值依归,但在有涉乡民利益时却能奋然而起.他们脱离了古代士人"仕"与"隐"的老套,完全以一种平民的身份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的代言人.他们关注自己的生命,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受,沉醉于文学艺术的审美境界,摈弃了以政教为主导的古典主义文艺观.吴中士人的这种身份和观念的转变,对明代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潮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试论庄子的“飘逸”之风

“飘逸”气弥漫于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各个主要人物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韵味。这种逸风又始终和中国古代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士人具有逸风,逸风又犹如一股真气环绕着士人使其具有一种独特的品格。纵观整个中国美学史,逸在每一个朝代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的“逸品”或“逸格”,既有其孕育和产生的源头,也有其发展、演变乃至衰落的进程。在其源头处,在老子身上、尤其是在庄子这里,飘逸之风得以充分体现和张扬。不论是就庄子本人还是就他的言论和著作、抑或是他的作品之写作风格而言,无不弥散着浓浓的飘逸之气。本文将主要阐释作为“逸”之源头的庄子的飘逸之风。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论晚明士大夫的润笔风气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在一定程度上促动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士人＂治生＂观念的变化,导致士人对经典化生活模式的最终背离并走上世俗化的生存道路。士人润笔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它反映了士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萌动,是一种合理行为。尽管其中也有消极影响,但对士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陶渊明的隐士精神

隐士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众多的隐士中间,陶渊明可称得上一个独出众类之人.他的归隐不但是勘破世事,不计荣利,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所特有的士人身份,由士入农,躬耕田野,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敏感来体验农民的社会生活,并且构筑了一个理想的农业社会模型--桃花源世界.实际上,在陶渊明隐逸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史记》学术史传研究--春秋至西汉中叶的士人状况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一系列从春秋到西汉中叶间士人的传记,他在其中重点描述这些士人的生活轨迹.本文概括地分析了司马迁的叙述和那些士人的思想间的关系,回答了与中国古代士人早期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     

清音袅袅 情韵悠悠——古诗文中的啸及其传达的情感意绪

啸普遍于古代文士的行为与创作中,既是古代士人任情自适、旷放不羁的性情的体现,也是其内心落寞、精神苦闷的象征及思想超脱的反映.这是士人的个性气质使然,更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其在那一时代的人生遭际密切相关.     

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是一种“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是一种不失传统的现代创新。他要借助西方的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的精神内核。他的歌词创作未完成文学语言由古代韵文向现代白话的彻底转变,但从形式上打破了旧韵文的传统格局,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在形式上又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的新品种,并依照西洋乐曲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结构。他在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向人们诉说最深沉的感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学堂乐歌”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     

论蒋捷的自我封闭意识

蒋捷身逢宋元易代之际,独特的遭遇身世以及他高洁的人格使他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和深深绝望中选择了自我封闭。而这种自我封闭意识表现在他的词作中形成了内敛而沉郁的独特词风。他谢绝与外界往来,他的词中频繁出现象征封闭的意象,如＂窗＂、＂帘＂、＂深院＂等,可以看作是他封闭内心世界的外化。     

从《红楼梦》第一回看曹雪芹的小说观

曹雪芹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词、戏曲、小说等古典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创作出《红楼梦》,他虽然没有对小说理论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我们可以从《红楼梦》第一回中管窥他的小说观:首先,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其次,从现实生活家庭琐事出发,以自身的人生体验去建构小说;再次,曹雪芹从读者需求出发去创作文本,并预见了他的创作的读者群。     

生命之歌的主题变奏——阎连科乡村小说主题话语论略

阎连科乡村小说始终关注农民的生命存在问题,并以各有侧重的主题话语从不同的层面共同对生命总话语进行了阐释,叙写着农民的坚韧生存以及他们的追求和抗争,表现了作家对于农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本质的思考,揭示出丰富深邃的思想蕴含。     

子夏生平考述

经过考证可知,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15岁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孔子逝世。其间曾任卫行人和莒父宰。在试图维系孔门集团统一的努力失败后,子夏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设帐收徒,继续传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纵观子夏的一生,除短期从政、为父母守丧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学思想的学习和传授之上。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郭明义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引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发展,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激烈碰撞,有些大学生因此产生了迷茫。在对待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上,郭明义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为服务人民的人才是伟大的,只有奉献社会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当代大学生要学习郭明义事迹背后所折射出的精神价值,并用这种精神指引自己的实践,就会创造与众不同的人生。     

论屈原思想的负面价值

屈原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除了客观原因,也和自身的消极因素有关,主要表现为: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和能力: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仅使他和党人尖锐地对立起来,也将自己的学生推向了对立面,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屈原在爱情的追求中,表面上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实际上反映了他不成熟的心态.屈子精神虽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树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本身的负面价值不容忽视.     

彊村词艺术风格浅议

彊村被近代词坛尊为清季词学之大成者,其词学吴文英,又学苏轼。以微言寄托忧国之感,柔厚而深涩,意隐而不露。在意象锤炼方面极意求工,特别注重借特定物象来抒发幽深之情。又注重词境创造,一些写景之作,或由景抒情,或融情于景,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彊村性灵高洁,襟抱冲远,其词冲淡醇雅,格高意远,词品极为高致,不愧为结穴千年传统词的殿军。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缘何得以东山再起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人物,袁世凯得以经过洹上三年的隐居生活东山再起,并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出任民国大总统,此中因由,就外部而论,主要来自于北洋集团、资产阶级立宪派、西方列强及部分革命派分子的支持,以及满汉矛盾尖锐复杂这一有利的政治局面;就内部而论,主要是基于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他喜好结交、仗义疏财,广结姻亲,且政绩突出:编练新军、重视教育、兴办实业、禁毒禁赌等。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而是权利搏弈中的实力体现。     

雁翼对十四行诗的改造与创新

雁翼的十四行诗是他向世界诗歌宝库学习、拿来为己所用而又有所创新的一个范例。他对这种发源于西方的诗歌进行大胆改造,从内容风格、表现题材、艺术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为当代诗坛奉献出了一种具有中国气派和个人风格的十四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