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

《沧浪诗话》无论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在中国美学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其所提出的理论对于后来时代的诗学理论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这部著作还被认为是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著作走向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严肃理论著作的标志,被视为宋代诗话的集大成之作,是诗话发展史的一个高峰。《沧浪诗话》是严羽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完整的诗话著作,这乃是学术界的定论,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但笔者经考证认为,《沧浪诗话》并非严羽所编。《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而只是一些单篇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严羽的再传弟子元人黄清老汇集在一起,到明代正德年间才被胡冠以《沧浪诗话》之名,而其定名为《沧浪诗话》则是在明末。由于《诗辩》等五篇原本并不是一部诗话著作,所以学术界关于《沧浪诗话》在诗话发展史上地位的论断乃至整个诗话发展史就有重新认识之必要。由于通行本《沧浪诗话》的文本为元人所辑,故其文本价值就要重新认识,由文本差异所引出的对于该书的理解及评价的歧异也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

从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诸方面看,很有必要对《诗经·颂》诗进行重新评价。《颂》诗虽有糟粕,但也有精华。它们不但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思想领域内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同时,从史料学、民俗学、文化学、文学发展源流等方面看,它们也有自身的独特作用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试论李玉戏曲作品的地域特色

戏曲作为俗文学的重要文学样式,反映了不少作者所在地的地方特色,举凡当地的名胜古迹、方言俗语、民间俗信、节日时令、饮食习惯,剧作中均有所反映,这种浓郁的地域色彩不仅客观上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传承,也是剧作者争取本地观众的重要手段。     

李渔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及海外的有关研究

李渔的作品很早就传到海外,现已有世界上所有主要语种的译本.海外对李渔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这是目前最齐全的关于李渔作品的外文译本和国外李渔研究文论的总报告.文中还穿插了对部分李渔作品的扼要说明和对海外学者的简短介绍.     

李渔作品的英译及其传播研究

在梳理李渔作品在国内外英译及传播概况的基础上,采用王宏提出的开展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从作品素材因素、译者选材因素、读者认知因素、社会伦理因素四个方面,分析李渔作品在国外备受译者译介而在国内英译仍为数较少的原因,最后呼吁国内更多学者、译者加入到研究、译介李渔作品的队伍中来,扩大我国典籍英译的研究范围。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对《严羽评传》的几点商榷性意见

严羽和戴复古订交的时间在绍定五年 (12 32 )而非嘉定十四年 (12 2 1) ;严羽避乱返乡时间在绍定四年而非元年 ;严羽的《平寇颂》写于端平元年 (12 34 )五月之后而非绍定三年间 ;戴复古布衣一生 ,并未任过邵武军学教授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李渔叙事结构思想试探

李渔重视叙事作品的结构。李渔的"结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整体构思意义上的结构,二是主题意义上的结构,三是谋篇布局意义上的结构。李渔对结构的讨论主要是从戏曲的角度进行的,但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运用到整个叙事文学的创作中去。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