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在CEO过度自信的层面上研究CEO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经理人持股比例变化作为衡量CEO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通过建立全样本和CEO过度自信匹配样本两个样本组,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和治理结构变量的基础上,用 2007 年和 2008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两个样本组分别做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CEO过度自信的前提下,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而在CEO非过度自信时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这说明两职分离能够纠正由于CEO过度自信而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不论CEO是否过度自信,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业绩都没有显著影响.针对CEO过度自信衡量方法和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都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负债水平偏低,且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长期负债比重较小.本文在评述代理成本假说、信号传递假说和税收假说的基础上,引入管理防御假说,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代理成本假说和管理防御假说可以较好地解释债务期限结构;实际税率假说的预期同实际情况相反,实际税率对长期负债的影响是负向的,且较显著;管理者持股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管理者代理行为、公司过度投资与公司治理——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企业生命周期新的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的动态层面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关系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随企业生命周期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化,其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随企业生命周期发展不断减弱。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也发生变化,其中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在成长阶段能够有效抑制公司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在成熟阶段及大股东在衰退阶段均显著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成长阶段中的公司监事会能够对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起到显著的监督作用,而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则显著加剧代理行为引致的过度投资,成长阶段中管理层持股、成熟阶段中独立董事与外部机构持股以及衰退阶段中大股东均显著没有起到应有的治理作用。     

公司治理结构与股利分配动机--基于代理成本和利益侵占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从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角度,系统研究2001年管理层出台新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分配动机.结果表明,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和利益侵占假说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集团控股公司适合降低代理成本假说;而对于政府控制公司,用利益侵占假说解释其股利分配动机更为恰当.我们进一步发现,针对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及流通特征,现金股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具有"双刃剑"特征.     

QFII对上市公司持股偏好研究:社会责任视角

QFII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专业投资机构,其持股是否会考虑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07年1月至2012年6月QFII在A股市场中所投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半年为一个观察期,从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的四个维度探究QFII是否有持股偏好。实证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对政府和员工的社会责任表现影响了QFII的选股偏好。在我国特有的政策和制度背景下,该选股偏好并未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表现出显著差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于QFII选股偏好并非独立影响,QFII同时会考虑其它财务因素,对具有估值优势的股票,QFII更关注其政府维度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不具有估值优势的股票,QFII更关注其员工维度的社会责任表现。     

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假说还是过度自信假说?——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可以由现金流代理假说解释,也可以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假说解释,本文以企业的成长性、现金流特征为划分指标对企业进行分组,并以此来区分与检验两种理论假说。研究结果显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同样,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实证研究结果即支持了自由现金流代理假说,也支持了过度自信假说。     

薪酬委员会独立性与更高的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基于薪酬辩护假说的分析和检验

本文提出并初步实证检验了"薪酬辩护假说"。首先,本文论证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并基于它提出了薪酬辩护假说之子假说——当经理人有着薪酬辩护需求和较强能力影响公司薪酬政策制定时,在薪酬辩护净效用增加的情形下会通过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的提高来为薪酬做"结果正当性"辩护。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经理人薪酬辩护需求强烈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相对于经理人没有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企业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显著更高,且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与更高的报酬—业绩敏感度之关联主要出现在相对薪酬较高、相对业绩较好和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公司之中,这说明经理人报酬—业绩敏感度之提高是出于经理人薪酬辩护之需,是经理人自利行为的表现。本文为经理人的薪酬辩护假说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需指出的是,虽然本文的假说推断和发现与主流代理理论预期不一致,但本文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从经济后果来看,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更高。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从委托理财收益率看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

本文将委托理财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可操控现金"与委托理财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若给定"可操控现金",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委托理财收益率越高.这一结果说明,"可操控现金"越多,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越严重;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对管理层代理问题的约束力越强.研究还发现国外同类研究常用的"自由现金流"变量不能捕捉这一现象.     

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治理的效率将通过公司业绩反映出来。文章以2008年-2011年CCER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适当扩大董事会规模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即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第二,董事长持股比例、前三名董事薪酬之和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性正相关。     

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结构与分布特征——基于大股东控制和成长能力的分析

本文以2000—2007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投资的构成与分布状况、大股东控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成长能力与投资行为的关系三个方面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主要结论是：（1）上市公司不同年度的投资水平存在一定差异性,并且维持投资水平的比重较小,而增量投资水平占据主体。（2）大股东的性质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而国家股和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大。（3）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就越能够通过控制权来决定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增量投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成长能力对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中成长性公司和高成长性公司的平均投资水平要高于低成长性公司,反映了这些公司具有较高的投资机会。最后．本文对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财务舞弊、家族控制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替

文章选取2004年至2011年家族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以外聘职业经理CEO为基准,比较分析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后家族CEO更换情况,检验家族CEO更换是否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力图找到影响我国家族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家族CEO舞弊后更换比例显著高于职业经理CEO;并且,我国家族公司也没有采用为保留家族CEO而更换公司CFO的"替罪羊策略"。文章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多数家族CEO兼任董事长,两职兼任的家族CEO在财务舞弊后的更换比例又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CEO。这表明在牢固掌控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舞弊后更换家族CEO实际上是我国家族公司应对外界监管和市场压力的权宜之计,是另类"替罪羊策略"的表现。文章最后指出控制权过于集中是造成家族企业财务舞弊盛行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掏空行为研究

当今公司代理问题研究焦点已经从第一类代理问题转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向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随着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对民营上市公司研究也成为一个焦点.由于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的现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掏空行为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视角,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得出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大股东掏空行为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等结论.     

盛名难副: 明星 CEO 与负面信息隐藏

以 2009 年 ～ 2016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明星 CEO 成名后负面信息的披露策略． 以 CEO 是否登上媒体发布的榜单作为明星 CEO 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 明星 CEO 上榜将显著增加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验证了“名声俘获假说”; 明星CEO上榜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增加，而一旦退出榜单其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验证了名声的负面效应． 机制检验表明明星 CEO 通过管理层权力抑制负面信息披露． 另 外，上榜前盈余质量较低、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其明星 CEO 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更高．文章丰富了 CEO 个人特质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营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5年中国269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决策中存在的终极股东代理问题.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的控制权、制衡度和现金流权与受控公司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受控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终极股东控制权比例和制衡度越高,股权融资给终极股东带来的控制权稀释风险越低,终极股东偏好股权融资;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低,终级股东承担的债务破产风险越小,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研究结论一方面支持资本结构具有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证实了终极股东在资本结构决策中确实存在主动规避治理效应的动机和行为.     

基于“不公厌恶”与“风险厌恶”的经理人持股激励契约

传统代理人激励模型建立在参与人自利性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引入"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因素,由浅入深地研究激励因素、风险厌恶和不公厌恶三者对经理人最优持股契约的影响。发现经理人的风险厌恶倾向导致其减低持股比例,激励因素倾向于使经理人增加持股比例,而不公厌恶使得经理人持股比例在1/2左右。当经理人努力是不可缔约的且经理人是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时,为激励经理人进行智力投资,必须赋予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趋于一致,以降低由经理人不公厌恶产生的效用损失,进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