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族是古代羌族、三苗和东夷族融合的结果

氐族来源问题一向为学术界所关注,或认为来自羌族[1],或认为来自三苗[2],或认为来自南诏[3],甚至认为来自河北[4],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根据学术界关于东夷族、三苗西迁的有关论证,特别是考古学关于作为氐羌文化代表的寺洼文化具有江汉流域考古文化的某些特征———比如寺洼文化中的陶鼎,其特征是器形较小、敛口、浅腹、三实足、素面,这些特点与长江中下游湖北境内原始文化陶鼎的特征一致———结合作为氐族故乡的甘肃陇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理位置,推断出氐族的来源是羌族、三苗和东夷族。     

江南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氏族部落探寻--兼论新石器时代黄河与长江流域氏族的迁徙与融合

长江下游以太湖、宁绍平原为中心,包括苏南、上海及浙北地区,在20世纪相继发现了举世瞩目的8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跨湖桥类型、河姆渡类型、马家浜类型及良渚类型文化遗存,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研究性文章,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因古文献对南方的传说人物(氏族首领)缺载,故多称"古越族"是这些类型定化的主人.文章提出跨湖桥类型为盘古氏后裔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为古华胥族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晚期与马家浜类型早中期为炎帝神农氏族与古越族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至良渚类型为防风氏古国文化(含古越族与华夏族小古国),井提出良渚文化的消失或转移除自然灾害的原因外,禹杀防风氏国君,迁其国于浙江南部山区,以及华夏诸小国的北返或南迁,也是一大原因.     

略论三代领导核心文化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文章对三代领导核心文化建设思想中有关文化在社会结构内的历史定位、内涵及目的,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虽然三代领导核心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但有关文化的历史定位、内涵、目的之认识却基本一致,且体现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和不断丰富发展的演进关系。     

论河套文化在草原文化中的区域特征和重要地位

河套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一源,在草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但是从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要求看,我们对河套文化这一宝贵资源,还缺乏深入系统、科学理性的整合和挖掘。因此,深化河套文化的研究,理清河套文化脉络,整合河套文化内涵,把最能体现地区精神风貌的文化精华挖掘出来,塑造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对于弘扬河套文化,打造河套文化品牌,实现地区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推进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党的三代领导人关于国民素质和人的发展的文化思想

在继承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党的三代领导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国民素质和人的发展的文化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构建了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了人民大众接受认可的国民素质文化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民素质文化理论,提出了建设“四有”新人的思想及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决定因素的著名论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了相对独立和比较完善的国民素质和人的发展的文化思想,推动了这一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些思想为实现我国国民素质的均衡发展和不断提高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精神觇标。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发展观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发展理论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手里得到了确立和拓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 ,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思想出发 ,将三者统一于党的基本纲领 ,并将三者关系推进到时代新视界     

“自在”与“融合”之间的尴尬境遇--论电影《绿草地》中蒙古族文化境遇的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下,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坚守自己的民族“异质性”与融合、吸收全球化文化的“同一性”之间,建构着自己的民族神话,也在解构着民族神话的内质。电影《绿草地》从文化的本体研究出发,探寻了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与传承的问题,关于全球化态势与民族性经验的博弈,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认同与生命个体的现实选择间的矛盾,书写了当下蒙古族文化的尴尬境遇。     

从"管理"到"建设"--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在建设"的思想,深入回答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由"管理层面"深化到"建设层面".     

论文化力的构成及其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化作为综合国力 ,包括作为精神动力的文化力 ,作为智力的文化力 ,作为精神生产能力和成果的文化力 ,以及作为文化事业和产业实力的文化力等。文化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影响政治进步的重要力量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 ,是提高人的素质的有力杠杆 ,在综合国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拨不开的迷雾——炎帝黄帝与炎黄文化的南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追逐物质享受和经济目标成了多数人的唯一志趣和社会时尚,此风也影响了学术界及部分学者.文章以学术界存在的"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炎帝和炙帝文化的南迁"等现象为例,说明当前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借历史考据方法为各地争名人.已经达到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利用晚出典籍煞费苦心任意曲解的地步,期盼学者中缺乏责任心的阿世、媚俗、唯上之风得到扭转.同时也认为黄帝或黄帝后代的封地都不在浙江,黄帝族的活动区域不可能远达东南,炎帝及其子孙也没有真的迁到南方,原本活动于黄河流域的炎帝族是因为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才被人为分配到了南方,湖南炎陵县的交帝陵建于宋代,也可能始建于汉代,但都是阴阳五行现念影响下的产物.     

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的发展及对策分析

以回藏贸易为重要内容的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河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边地藏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随着现代通讯和交通的飞速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局势的变化，河湟地区回族传统商贸面临严重挑战。在简要分析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对河湟回族商贸的未来提出对策建议。     

蜀汉政局与魏延之死

提及魏延之死,多数学者认为系杨仪奉诸葛亮之命,使马岱斩魏延。诚然,魏延之死与诸葛亮、杨仪以及马岱不无关系,然而杀魏延者,尚有费祎。虑及蜀汉国运的费祎,为确保自己能与蒋琬秉承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顺利掌权蜀汉以求平稳发展,分别翦除对其乃至对蜀汉政局稳定构成威胁的魏延与杨仪。对手既已消亡,费祎终得与蒋琬先后奉行诸葛遗志,萧规曹随经营国家,使弱蜀仍得于三国乱世发展与自保达数十载。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在东汉建都洛阳后确立了这个区域的文化学术中心地位 ,虽然在两晋之际一度衰落 ,但是那些南渡、北避、西逃的文士们 ,成为此后北朝学术和文艺走上复兴的重要力量 ,为南北文化与学术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移民种类属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型移民     

《人间世》“颜回适卫”新论

《庄子》在历史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同时又存在某些特别趋同进而影响通篇解释的现象,《人间世》"颜回适卫"情节就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文本。对于孔子批评颜回"端而虚,勉而一"的理由,解释史未能认识到孔子是在揭示一种身心规律,遂导致了语境理解上的不连贯性,因而未能揭示庄子的务本方法论。     

悲歌起易水壮志出燕赵——试析李大钊对燕赵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李大钊成长于燕赵文化的沃土,他的思想品格、个性气质和光辉业绩蕴藏着燕赵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且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升华.燕赵文化孕育了李大钊,李大钊也弘扬发展了燕赵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     

“三江源”生态难民问题研究

“三江源”生态难民是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问题。本文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综合分析了生态难民形成的原因。认为只有通过合理规划,积极妥善安置源区生态贫民;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源区经济;科学管理,有计划地节制外来流动人员;发展教育,构建与源区生态相适宜的生态文化,才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渭河峡谷史家窝、北峪嘴古栈道考察报告

在渭河峡谷陕甘两省交界处，隔河相望的史家窝和北峪嘴有古栈道遗迹。史家窝栈道历时久远，在自然力量和人为破坏之下已非昔日面貌，是目前渭河南岸发现的唯一一处栈道遗迹。北峪嘴栈道是渭河峡谷保存最完好至今仍然使用的栈道遗迹。两处栈道所处地形南北相对极其险要，是研究古代中原与西北地区交通、文化的重要物证。以渭河峡谷丰富的古文化内涵推断此段古栈道最早开凿应该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文公东猎时开凿最有可能也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