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本位抑或义务本位——环境保护立法理念之重构

在应对全球环境危机的立法层面,我国学者多主张将"环境权"法律化,支持以普遍赋予权利的方式抵制对环境的不利行为,这种权利本位的立法模式在"环境权"本身的虚假性及其与环境整体利益的不相容的背景下举步维艰.环境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向大自然倾泻、挥霍了过多的权利,因此,面对环境危机我们更需要的是自我抑制和奉献,而不是索取,这表现在立法上就是突出环境义务而不是环境权,建立义务本位的环境立法模式可以更好地应对环境危机,对质疑者可能存在的担忧和疑虑也能予以充分回应.     

资源环境立法的权利本位困境与出路

传统资源利用法律关系属于民商法调整范畴,但是民商法的权利本位价值观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领域面临着被形式化的困境,其过错责任原则也难以实现应有的作用.引入社会本位价值观,通过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并且在诉讼领域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与举证责任倒置,从而有助于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

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内在的公共性、社会性、管理性等特质,决定了必须超越政府本位理念,树立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管理中,应渗透“人本、责任、服务“与“参与、互动、合作“的精神,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形成完整的公共管理观.     

从亲情伦理立法到亲属权利立法

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亲情伦理立法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亲属权利立法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本质差异。遗憾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在否定＂亲亲相隐＂的亲情伦理立法以后,却没有确立现代法律中共通的亲属权利立法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形成双重断裂,导致诸多尴尬和悲剧。＂亲亲相隐＂制度对确立我国的现代亲属权利制度具有启发,但其转化重构是有所取舍的。我们需要从以家庭为本的亲情伦理立法到确认以人为本的家属权利立法,实现传统法的转化创新。     

从权力本位迈向权利本位

大学治理效能决定了大学治理向现代化递进的成色,其有效性需要在权力—权利的双边互动关系中呈现。中国大学治理呈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的趋势,且治理成效显著。在权力逻辑中,由于大学权力精英治理事实与民主参与价值之间的疏离,需要廓清各行动者权力的边界。在权利逻辑中,大学治理要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权利,将这一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大学治理的核心机制。基于此种认识,大学治理必须坚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利益相关者权利确立大学治理的根基、以法治凝聚大学治理的共识、以集体行动创造大学治理动力、以质量文化提供大学治理支撑,由此确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基点,提升大学治理效能。     

法律权利化：权利本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说是从应然性的权利出发,是将“本位”问题置于“形而上”的领域。法律权利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觉醒造成权利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不同人群之间权利的重新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分,权利总量是一个守恒与动态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过程。     

现代法律的权利本位探析

文章通过对权利起源和权利基础的论述、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进行剖析,指出突出法律中权利本性和人文主义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和建立我国现代法律的权利本位的必要性。     

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以我国民法本位的演变为视角

我国民法价值取向的演变经历了由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到国家集体本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误读了西方的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于是在法律移植、法律建设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在修订新民法之际,应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坚持权利本位兼顾社会各方利益。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和谐社会与我国的民事调解立法

诉讼调解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相对于严格的判决,调解结案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立法上强化调解,并不必然削弱法律的权威,也不必然带来强制调解现象。我国民事调解立法应当明确地将调解作为诉讼结案的重要方式,强化法官的调解职能,调解程序的设计也要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彻底沟通,提高调解结案率,以更好地发挥调解的消弭纠纷功能。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     

和谐社会与地方立法观念的转变

地方立法是国家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发挥地方立法在和谐社会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需要观念的转变,理念是立法的指南,科学的理念是地方立法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地方立法的发展必须要更新理念,地方立法观念伴随着地方立法权适度扩大、地方立法由重从属性向重自主性、重经济型立法向多样化立法转变而发生变迁。     

WTO环境下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日本的民事调停制度为借鉴

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精神,促使中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以日本的立法为借鉴,从偏重调解的文化成因开始考察,分析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力求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在既将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获得重生.     

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到单独调解

2008年《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运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不仅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还有单独的调解。依前述规则，调解的采用费用低、时间短，即使调解未成功也不至拖延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固然获得成功，但单独调解理论上更有优势。     

论提高民族经济立法质量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经济立法正　在由口号变成现实,此际提出民族经济立法的质量问题,其直接含义无疑是指在注意立法数　量和速度的同时,也要注意立法的质量,力求达到数量和质量的较好统一。本文分析了民族　经济立法质量存在于立法观念、立法制度和立法运作技术方面的问题及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调解优先”:政策考量与程序规制——以程序保障为视角的分析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人民法院民事司法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却未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关注.笼统地说“调解优先”并不科学,应从案件性质、发生地域、诉讼程序和法院审级等方面进行细化分析.“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容易导致对不顾当事人意愿强制调解的担心,必须采用以当事人对席的方式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依照预测的判决提出等有效的程序保障手段加以规制.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     

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法院调解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去研究法院调解能更深刻地理解法院在纠纷解决上的功能变迁。从对浙江省A县人民法院1982—2008年司法统计数据的梳理和分析看,基层法院在传统结案方式以调解为主的背景下,判决正日益普遍,呈现"调解判决两条腿走路"的结案状况,而结案方式的改变也是法院自身对社会转型的一种调整和适应。     

“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

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普通民众感到正义似乎愈加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解制度修正诉讼制度的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而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调解、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三者并驾齐驱，并以调审分离为运行模式的大调解格局，以满足人民群众“接近正义”的法律诉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