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形态的建构

现代性变革与社会学理论范式转换的新趋向,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问题背景与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态的建构,需要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的进展及其问题进行反思。只有以和谐现代性为主题,通过中西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与交往对话,系统整理、总结与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社会学思想成果,创新社会学理论的思想范式,才能真正塑造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境界。     

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

现代性的目标及其走势对社会学研究理路和学理框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现代性两大基本目标--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以及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的失衡与失谐,人类对人为工程的兴趣逐渐超过了对自我解放的追求,进而社会工程的实施压倒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以至于"人为性"比"价值性"更具根本意义,取代了现代性的目的本身,对这一历史进程发挥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力量.与现代性人为倾向的趋强相一致,人将理想未来建立在与自然相抗争的基础上.这种旧式现代性理念的支配,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失谐和危机.     

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

现代性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永新特征:它不断脱出既有的形貌,日益变得轻盈、灵巧、液化、流变,它的经验结果也更为不确定和难以预料。这造成了现代叙事和想像的“衰败”,也使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走向亢奋。然而,在西方社会学“新三圣”的现代性理论中,激进具象下隐匿的深沉困惑和焦虑表明,这无以挽回旧式现代性的总体颓落之势。与此同时,现代性在中国正面对着一种新生。“社会互构”理论指出了新型现代性的大趋势,即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的实践选择,正在促使资本从目的性意义向手段性位置回归。这一理论还阐释了,通过多元社会主体的“互构谐变”,推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实现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共同期待。正是这一来自实践的理路,使理论社会学拥有了一个赢得未来的起点。     

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化——对吉登斯现代性观点的一种社会学解读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 life)或组织(organization)的模式,之后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全球。它有四个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监督和军事力量。以全球化为突出标准的高度现代性又称晚近现代性,它是现代性的当前阶段,是现代性的极端化。现代性在西方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性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性对于西方与对于中国具有不同的意义。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共相”,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范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现代性必定呈现出不同的“具相”。     

现代性与近代中国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革命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而与现代性无缘.近代中国社会,革命源于现代性,革命又使现代性获得了实现的前提.由于国民对"落后挨打"的焦躁情绪,既为现代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张力,又为现代性方案的选择涂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近代中国现代性的悖论既决定了暴力革命是合乎理性的,同时也使暴力革命存在着非理性成分.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的过程。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人五个大的层面,呈现出由被动到主动、由单一到全面、由感性到理性、由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等阶段性特点。中国社会现代性成长存在着成长的不均衡性、三农现代性成长严重滞后、政治体系应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差、可持续性发展存在的问题突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过高、与现代性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还没有完全形成等问题。     

关于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知识的文化反思

本文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对现代性、全球化和中国知识做一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其核心原则为理性。理性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性,这决定了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扩张",扩张的结果导致了全球化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现代性的中国知识应立足于"本土资源",面向"中国问题",同时借助西方知识,积极吸取现代性知识中的普世化要素,以实现中国知识的"创造性转化",最终建构起真正属于中国的现代性知识。     

试论传统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深入、细微的分析研究,才能区分与鉴别传统中各种独立的乃至相矛盾冲突的因素和成分,做到扬清激浊,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创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马克思现代性哲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世界正越来越陷入到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一方面,现代性的出现得益于西方的宗教传统和理性传统;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出现又得益于主体对于西方宗教和理性传统一体化力量的摆脱以及主体的不断越权、越界,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当前中国诸多看似"无底线"的问题,也主要是现代性问题。除非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否则这些问题既不能被正确理解更无法被有效解决。为此,本文对西方试图通过重建各种一体化力量特别是试图以"主体间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来克服现代性问题的尝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分析,并对马克思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主体原则既然主要是利益的,从经济中寻找一体化力量才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尽管也诉诸一体化力量,但马克思认为,除非保障个人所有制,现代性问题根本不能解决。但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不消灭过去的个人私有制,现代性问题同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重建个人所有制。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谈得很多,但只要不把资本批判上升到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便如同科技批判一样似是而非,且对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运动犯时代性错误。     

异化、合理化与客观化--论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

反思现代社会是经典社会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都从各自的理论系统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围绕异化展开了人本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韦伯立足于合理化两种逻辑给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西美尔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客观化趋势,把资本主义困境归结为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悖论.马克思切中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根基,为韦伯和西美尔的现代性诊断提供了宽广的视野.     

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清理

本文从语源和思想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与“现代性”进行了概念的清理,试图理解这里面关注的根本性问题。文章构建了一个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构成的二维分类框架,对有关的种种理论提出了一个类型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在社会进步问题上社会理论的基本脉络。     

中国式现代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现代性

现代性往往被西方学者看作以文艺复兴为始端、起源于欧洲的西方历史叙事,但从现代性批判相关著述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条从批判的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走向新现代性的思想演进逻辑。中国式现代性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应,以实存形式宣告了在地域上异于欧洲的现代性存在,中国式现代性不仅体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思想与宗教意识的复调式兴起,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大地上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自觉,更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理性反思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现代性筹划。中国式现代性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新现代性,在三个重要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积极的理性担保：辩证守护启蒙价值观,把人的解放作为根本价值目标;坚守资本奴役逻辑批判的主体向度,把正确引导资本发展作为重要手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性筹划,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引领建构现实共同性。     

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形式主义的法学家们认同的现代性的法律是一个普适的价值体系,并不内涵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是法律发展的必然方向。法人类学家们则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既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那就不具有普适的品质和推广的价值。这是法律现代性的悖论。根据法律价值体系的来源,可以将法律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内生型、植入型和混合型。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是混合型的,外来法律、本土法律文化和社会现实构成了我国法律现代性与地方性互动的关系框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建构

全球化并不预示着一个全球大同时代的来临，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甚至对抗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各民族文化尤其是对非西方社会来说，如何理解现代性与追求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既要求加深对现代性的理解，也要求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文化传统。     

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现代性概念具有双重意蕴,即外在制度结构层面的理性化和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感觉化,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是价值理想的缺失与生存意义的危机。围绕着现代性问题而产生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回应方式;如果我们确认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建构的现代性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亲切的精神家园,那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回答和解决如下三大问题:一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二是外在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三是现代人心性结构的重建。这三大问题所展开的论域可以说是在现代性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可能形态。     

未竟的现代性——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是来自欧洲启蒙运动并迅速全球化的哲学理想,现代化是其社会图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初期的启蒙救亡、中期的政治遽变、"文革"后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现代化过程中努力前进。然而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决定了现代性进入中国后的曲折与变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捆绑在现代化之路上,其审美特质与自主精神都必然受到特定时期历史社会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美学的现代性

19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和西方殖民扩张 ,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美学现代化的进程 ,使它沿着两个方向展开 ,以国家民族为本位的功利主义美学观构成了时代的主潮 ,而以个体为本位 ,坚持艺术和审美独立性的理论也作为潜流在运行。今天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剧 ,我们反思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 ,必须以此为借鉴 ,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 ,追求人类普遍具有的精神价值 ,处理好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以把中国美学的发展纳入合理的进程中     

现代性问题探微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一种时间意识,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规范。现代性在自身的生成和发展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自然"祛魅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风险、社会关系契约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文化世俗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理应在准确把握现代性现实语境的基础上,科学确立现代性目标,积极构建现代性制度和文化,合理选择现代性发展路径。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述评

吉登斯晚期现代性理论中关于时空分离、脱域、信任、焦虑与自我认同、现代性制度、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展现出其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代表人物,试图超脱主客二元对立,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把握经验性和整体性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但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吉登斯对科技这一给社会及社会学研究带来日益深刻影响的重要因素,缺乏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     

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确定的研究起点。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一方面,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另一方面,现代性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现代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问题意识萌生的源泉,也是学科构建、理论运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