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我国第二代农民工的三大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三次大的"民工潮",这三次大的"民工潮"催生了两个密不可分却又有很大差别的群体: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是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基础上,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突破了数十年牢固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发展起来的.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从心理到外在条件都发生了一系列转变,这些转变不但对他们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湘西贫困地区农民工家庭留守人员生活状况的调查分析

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为例,对湘西贫困地区的部分农民工家庭生活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对整理出的农民工家庭生活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普遍存在留守妇女、儿童众多以及"空巢老人"数量加剧的现象,而由此所带来的村民生活、教育问题也逐渐尖锐。     

进城务工人员生活观的代际差异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促进中国城市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群体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开始了代际更替,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都是存在差异的,也就使得他们在生活观上也具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二代农民工更加的开放,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     

第二代农民工违法犯罪的心理探微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目前城市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已经形成,第二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而第二代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所滋生的违法犯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从心理学的角度思考第二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并对引发第二代农民工违法犯罪的原因做深层次的心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防控措施,以期消减第二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整个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家庭养老行为的示范效应研究

利用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孙辈及孙辈的数量等为自变量,以父辈的养老行为作为因变量,研究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父辈是否会增加、改善自身的养老行为,以做出示范性表率,期待晚年得到好的照顾。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无子女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祖辈的生活照顾、经济支持等养老行为显著增加,每增加一个子女,生活照顾概率增加24.67%,经济支持概率增加12.41%;父辈的文化程度与示范动机呈正相关性,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层级,生活照顾和经济支持的概率分别提高7.14%和9.09%;性别方面,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有所提升,但提升并不显著。建议国家提倡"家"文化,积极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大力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融合,促进家庭养老行为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求富”到“仇富”:基于对两代农民工心理变迁的调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回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两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同时,由于文化程度、权利意识、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他们的心理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准确把握两代农民工的心理运行轨迹,解决好老一代农民工的"退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已经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论民工代际变迁及农村家庭模式的转变——新老农民工与家庭组织变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着代际变化,作为青壮年劳动力的两代农民工在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意识形态影响下,家庭组织结构与功能已逐渐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长大,深受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形成其独有的家庭观念和价值体系,希望能脱离农村到城市寻求发展,落地生根,农村家庭对其成员的向心力亦逐渐减弱,形成了一种相对松散的家庭模式。近年来出现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都反映了农村家庭组织状态的变化。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生存状态及意识发展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现代农村家庭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权威缺位与策略调整:新生代农民工子代教养问题研究

家庭教育不仅是主体及资源问题,也是权力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子代之所以难教,关键在于家庭教育权威的缺位。研究发现,新三代家庭结构很难培育教育权威。其中,子代外出的代际分工结构使合法性权威难以在场,教育出现权力真空;分权式的家庭权力结构使教育权力很难集中,代际配合困难。农民家庭因此出现了易养难教型、教养混乱型和有养无教型三种家庭教育类型。面对问题,农民家庭调整了教养策略。通过父辈授权、祖辈让权形成了“严祖慈母”和“台前幕后”两种新模式。也有家庭通过权力转移放弃了家庭教育,使家庭沦为有养无教的荒地。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     

融城与逆城：新生代农民工两难选择——基于GGF监狱调查

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一代”（或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第二代”、“第三代”或称“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却与农村渐行渐远,叉与城市若亲若疏,且处于城镇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殊途与同归：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30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从生命历程视角观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着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型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其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性。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

正导读:"新生代农民工",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逐渐登上城市这个舞台。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他们生活在城市,心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

正一、两代农民工思想现状的差异性比较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重要的人力资源——农民工队伍已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它已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在内部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并存的局面。     

时空断裂与互塑:第一代农民工务工生命历程分析——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域

基于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视角与日常生活视角,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的时空区隔与融合下,其生命历程实践过程的选择和影响事件,进而解析了在个体生命认知、代际关系实践和国家政策实践场域内,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体生活选择是如何与社会、家庭相互勾连,以及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空断裂与互塑过程。     

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影响因素——基于OLS与Multinominal Regression方法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进城农民群体出现并且规模迅速膨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教育、城市化意愿等方面有不同特征,尤其是其在工作收入及收入影响因素方面有了新的变化趋势.基于明瑟扩展方程,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OLS),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使用多分变量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就业方式、工作单位性质等因素也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影响并不稳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城市流动儿童亟待社区支持

正城市流动儿童又称农民工随迁子女,是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4000多万流动儿童,带有明显的"移民第二代"特征:虽然生长在城市之中,但在社会体制、文化身份上并未被城市完全接纳,依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调查与对策

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现状的调查表明:整体而言,农民工缺乏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倾向于选择医院为自己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生活压力和生活质量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大,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对其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影响较小。两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现状有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的意识略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对由互联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需要明显强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最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说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属于可通过预防解决的一般心理问题,如及时发现并给予预防,则可以妥善解决,相关机构应致力于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意识,加强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理解;并依据两代农民工的特征,通过多种渠道为其提供心理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