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与农村公共危机防范

SARS暴露了中国农村存在的严重公共危机:农村公共卫生防疫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脆弱、农民工"三大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人格地位)异化、农民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面对这些公共危机,政府必须明确国家责任,弘扬法治精神,重建道德规范,把农村公共危机防范纳入国家整体安全战略具体规划之中,构建动态的、社会化的农村公共危机防范体系。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美国公立高校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研究——以1818-1945年为背景

1818-1945年是美国公立高校发展的非常时期,国家干预解决了公立高校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危机、资源危机和服务危机,促进其成熟和繁荣。国家干预的特征在于:以资助和法律规范为主要手段,依据"卓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采取适当引导为主的有限间接干预。在当前高校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对其干预的目的、范围、手段以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值得反思。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新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发展悖论"现象: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增收、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容环境、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却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中国农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目前同时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的局面,这"三重失灵"是由当前中国农村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的: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私有化改革导致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民异质性增加。为了应对农村治理危机,实践中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治理创新,如干部下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村官,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担任村官等。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人文环境差异极大,不存在"万能药"的农村治理模式。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探索符合各地村庄情况的自主治理形式,是未来中国农村公共事务"良治"的基本取向。     

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中政府行为定位的新视角

科学合理的政府行为定位是西部农村现代化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定位,政府行为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以政府成本收益分析为政府行为选择的依据。政府只有将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投入产出"效益,才能在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实现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目标,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进程的反复,达到提高发展水平和缩短发展时间的目的,从而使西部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论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的监督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发展稳定。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的监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制度分析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密切相关,政府管制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产品的远离市场性。福利国家危机的频出使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叩问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现实中大多数公共物品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供给方式上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中基层政府直接供给的功能减少了,基层政府的职能应更好地体现在构建科学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准则,发挥其在供求、竞争和价格体系上的监管职责及遏制腐败的滋生。本文探讨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政府监管的缘由和路径选择。     

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国际比较

政府与市场是可作用于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是成功实现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国家,政府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强度呈有规律的交替演进。在现代化进程初期,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随着市场机制的健全,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则正好相反。"东亚模式"的成功和"拉美模式"的失败,并不在于东亚没有干预,而是在于东亚经济体政府干预比拉美政府干预更加有效。跨越五百年的经济史表明,发达国家倡导的市场自由化而形成的产业分工只能使后发国家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囿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秘诀是政府积极作为,抓住机遇直接切入具有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后发国家实现超赶的捷径。     

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衍生机理及化解路径

风险社会形态下的频发公共危机打破了政府常态的公共管理秩序,而要对频发公共危机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树立"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的二分思维。在这一危机二分思维的逻辑指引下,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往往能切中要害、进退有序。"过程危机"与"偶发危机"相比,前者可以把系统的危机发展趋势与系统的特征联系起来,不必把危机看成是偶然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同时它也更侧重于研究由于系统本身所引起的危机。基于这一思维革新,"过程危机"治理就必须将公共危机治理更多落实到政府体制、市场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创新上。无论是政府体制创新,还是市场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都存在巨大的复杂性,难以一蹴而就。面对体制变革的滞后性,就必须针对"偶发危机"特性进行相应的基本机制建构,主要包括:预警机制、合作机制和沟通机制。     

论模糊限制语在危机政府语言中的应用

"危机政府语言"是指在危机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信息、通报一切与危机事件相关的内容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以及能代表政府立场、观点的所有言语行为。其具有与其他语言形式不同的某些特点——真实性与准确性、重点性和简明性、权威性和客观性,因而也使得模糊限制语在政府危机语言中就有较广泛的运用。模糊限制语的广泛运用,充分提高了政府危机语言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权威性和主导性、客观性和人文性、民主性和公开性,也充分展示了政府危机语言的号召性和影响力,能更有效地调动起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力量,共同面对危机。     

论农村养老中的政府责任及其落实

在当前农村社会,传统的养老支持明显弱化,政府的福利支持比较匮乏,这就使得目前农村养老面临一系列危机。危机的化解不仅需要发挥传统养老的支持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在农村老人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作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老人社会福利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新农合、新农保和五保供养制度,将老人补助项目与家庭发展政策相结合,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探索土地养老的可行性,整合政府福利支持与非制度化养老资源,以满足农村老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公司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对抗协调——以“太子奶”事件为视角

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带有浓厚"中国模式"的烙印,政府力量的强大让我国一次次平稳渡过危机,但彰显的同时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也让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满着对抗与协调。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自由和法治,也就选择了法治状态下的政府行为方式,法治国家中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不可能游离于法律之外,经济法在衡平市场与政府关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的价值功能应当更加明晰。     

论我国地方政府的危机应对——以云南省昭通市“7·22”地震为例

以云南省昭通市应对2006年7月22日地震为例,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危机应对的问题。认为建立完善国家整体危机管理体系,必须要加强"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注重信息传播的作用,并将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以公共管理科学化的要求去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危机应对的能力。     

从危机管理到管理危机——奥菲对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分析

克劳斯·奥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在全球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他把危机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两种类型，并从过程危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兴起及其危机倾向。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进行调节。但是，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政策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财政资源、行政理性和合法性资源等的匮乏，福利国家本身越来越表现出危机的倾向。“危机管理的危机”是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特征。奥菲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体现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契合了20世纪中后期西方学术界回归国家的学术潮流。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的困境及反思——基于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案例分析

围绕Y县"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创新案例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发展的倒逼、国家政策试点的引导及学者型官员的强力推动,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化动力。政府体制资源的整合、创新的结构性扩展、创新的扩散及再生产是地方政府创新的运作机制。但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创新动力的弱化,导致公共服务下乡背景下社会需求脱耦的内在困境。为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探索"互嵌式治理"的创新路径。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危机视角下的非政府组织作用

在对危机事件的管理中.政府基于其地位、职责、资源、手段之所在,必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随着危机问题的日益突出,单纯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逐步参与到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博弈关系,借鉴国外经验,研究提升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路径.     

完善《档案法》建立农村危机管理档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突发事件中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灾害受灾地区基本在农村，受灾人群大半是农民。修改并完善《档案法》，建立农村危机管理档案，并依靠档案为政府危机管理决策提供基础性资料，需要加强乡镇、村两级农村危机管理档案建设，村级危机管理档案重点定位在微观、静态的基础档案上；乡镇档案重点定位在相对宏观、动态的档案上。农村危机管理档案不但要把文件等原始材料归档，还应当对原始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形成情报，以有效控制农村突发事件的发生，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安全。     

资源依赖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

在现行的国家与社会格局下,农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无法游离于体制外,其合法性获取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基于资源依赖视角,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各自为对方提供了生存发展所需资源,二者存在依赖关系。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是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相应法规,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释放组织自主性空间,提升组织自身能力等途径达成。     

越位与缺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政府责任

"农村社会保障"是一个包括农村社会保险、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社会优抚在内的总概念,是政府的一种制度行为,其基本目标是保障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以确保其不因意外事件的发生而陷入生存困境,并体现出社会的公平性,其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以此为视角,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指出政府责任存在着越位与缺位的两种偏差,是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论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形象建设

政府形象既是一种精神资源,又是一种能力资源,它是事关政府危机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危机的发生,对政府形象建设提出了挑战,表现为:社会公众期待政府形象的理想性,危机处理结果的不确定性;在危机管理中,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公开塑造诚信形象,通过指挥和组织危机的处理塑造服务形象,通过理性治理塑造责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