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

民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引起学界关于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准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对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文章收集了中国1990～200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拓展的Minami准则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国进入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关于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述评

以蔡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的论断．其引发了众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目前“刘易斯转折点”的界定、民工荒、普通劳动者工资、人口红利和未来政策导向等研究观点作以综述并加以评述。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这里通过估算得出．我国将在2013年左右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迎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而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惟一出路。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从“民工荒”看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民就业转型

"民工荒"问题研究为我国就业政策的战略性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人口减少的前推力、产业技术进步的后拉力和城镇化进程的固化力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区域和年龄的结构性短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不存在一个固定时点而是在一个区间徘徊运动。研究试图建立一个以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为核心,以工资增长、劳动权益保障和市民化为基点的农民就业转型机制。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韩国劳动力补缺替代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外国劳动力与韩国劳动力的供给行为特征比较、外国劳动力对韩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补缺替代效应的分析,指出外国劳动力大部分流向韩国本地劳动力回避的次级劳动部门,缓解了韩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对韩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较强的补缺效应。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刘易斯转折点临近的背景下,"民工荒"与"洋黑工"现象突出的产业集聚地区应坚决禁止非法劳工的流入。同时,根据韩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在我国会呈现增长趋势,因而,需要重新思考限制外国低技术工人入境的政策。     

社会安全阀机制与贫富差距调适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一客观不争的社会事实。社会安全阀机制则起着调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而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可能导致的利益和社会冲突,维持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立足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着重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健全和完善相应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基础上消除较大的贫富差距。     

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向中亚迁移的因素

俄罗斯人迁移中亚经过了较长的过程,苏联时期俄罗斯人迁移中亚的因素有四1.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供应问题、对中亚的投资,地区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等经济活动.2.社会因素,社会的直接号召和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气氛,以及俄罗斯化政策、卫国战争、大垦荒运动等使俄罗斯人迁往中亚.3.民族因素,俄罗斯人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民族,而当地居民却不愿或不能迁居到城镇去.4.无语言障碍是俄罗斯人迁移的文化因素.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

自我同一性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它与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与相关分析、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1)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成就型同一性状态的心理健康水平最高,弥散型同一性状态的心理健康水平最低,延缓型和排他型同一性状态的心理健康水平介于二者之间;(2)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对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标志着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到关注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应成为心理学、教育学的重要课题。     

西部地区人才政策外部效应及对策分析

人才是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国家和西部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的人才政策。然而,这些公共政策在极大促进西部人才开发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外部负效应。矫正这些外部负效应已迫在眉睫,本文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从意愿到事实: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和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于化解农民工老年生活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研究认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并利用二项logit回归模型,基于社会外部结构和个体自身结构的双重结构,考察促使参保意愿向参保事实转变的实现条件.研究发现,农民工能否实现从参保意愿到实际参保行为的跨越,一方面主要受缴费水平是否合理、用工环境是否完善、群内社会互动水平等外部条件制约,另一方面与性别、受教育程度、居留时间、收入水平等自身条件有关.这对于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流动儿童健康成长问题探析

文章通过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有关数据,及660名居住在上海市四个区流动儿童的抽样调查及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动儿童的现状、需求,剖析了流动儿童的就学、成长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加强成都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研究

成都作为四川乃至整个西部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外来流动人口在西部的主要聚集地。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外来人口给成都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显著的影响,并对如何城市加强外来人口管理提出几点建议。     

兰州战区已婚妇女生殖健康状况分析

通过对20339名已婚妇女生殖卫生普查资料分析,了解了兰州战区内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提出了不同年龄段采取相应重点的生殖健康保健措施。     

我国公民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反映了外来人口社会适应与融合的情况,以往研究以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为切入点,忽视了在本地工作的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本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存在一定影响,但在控制了地域身份后,户籍对于外来人口社会距离的影响消失,这说明户籍的影响正在消除,但以本地-外地为划分的地域身份正在接替户籍的作用,二元结构并没有破除。同时,中国人特殊的信任结构并没有在社会变迁和经济的冲击下改变,依然存在着对自己人的特殊信任和对外人的普遍信任两种情况,前者拉大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后者则缩短了这一距离。结果还显示,心理感受对于公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心理意愿是公民交往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