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农村养老服务：阶段性特征与治理路径——基于情景互动理论的视角

我国不同农村地区乡村振兴的速度和程度各异，加剧了农村内部发展的分化，也增加了农村养老服务建设的难度。基于情境互动理论，养老服务建设是服务主体与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农村养老面临的环境特征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状况，可将其分为探索阶段、振兴阶段以及共同富裕阶段。农村养老服务从以兜底保障为主，到向普适化转变，再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侧重点不同，面临的问题各异，因此也应差异化实施治理策略。从情境治理的角度，农村养老服务建设可以从改善养老环境和优化组织队伍两方面入手，积极应对不同发展阶段。     

农村社区互助养老的组织基础研究

以老年助餐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外生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的特征和困境，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的组织机制，以及发展低成本农村社区互助养老要处理的两组辩证关系。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实践因其标准化运营，导致对互助优势的消解；市场供给型互助养老实践使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难以得到发挥。对比而言，由村庄自组织发起的内生型村庄互助养老实践，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地调用村庄内部资源，使互助养老得以低成本地运转；另一方面，在对村民志愿者的动员和组织基础上，通过公共监督和村内信任关系来控制为老服务的风险。这种实践在推动互助养老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对留守村民的组织。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研究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是当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必然趋势，这一举措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公平实现。但是，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遭遇诸多现实困境，即存在认识偏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教师队伍城乡不均，财政投入失衡。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树立城乡义务教育整体发展理念，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统筹城乡财政投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各项保障。     

县域城乡融合视角下的乡村建设：历程、堵点及实施路径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之一，乡村建设已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立足城乡关系演进视角，梳理乡村建设的变迁历程和难点堵点，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以及几点启示。城乡关系在实践中经历了城市从摄取到给予、乡村从贡献到振兴的演进轨迹，乡村建设也随着城乡关系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民自我供给到政府大力支持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下，乡村建设在城乡建设规划、公共资源配置、城乡功能衔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推进乡村建设，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方向，围绕规划编制、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城乡互益性养老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城乡互益性养老是通过乡村康养产业开发、志愿服务开展等形式，使城乡老年人共享互惠的新型养老形态。虽然这一现象在国内还没有形成普遍趋势，但伴随健康养老需求的增长、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领、乡村体闲旅游热度的攀升以及农村康养产业的开发，城乡互益存在着较多发展可能。从理论上看，城乡互益性养老以产业协作为基础，以组织协同为关键，以资源共享为目的，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高产业协作-高组织协同、高产业协作-低组织协同、低产业协作-高组织协同、低产业协作-低组织协同四种实践雏形，但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谁来组织、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服务的问题，建议采用地域开发的整体性视野来通盘考虑城乡养老中的可能交集与互惠交流问题，统筹规划城乡养老产业布局，着力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深入推进智慧医养康养融合，科学设计城乡互益服务流程。     

液滴撞击恒温多孔介质表面的数值模拟

合作社不仅是一个互助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当前已通过土地置换、文化创新、资金互助和劳动自养等方式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具体实践，并在提高经济收益、推动农村社区营造和增进老人福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土地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推广以及互助养老运营补助的激励，为合作社养老的运行提供了制度条件，而合作社养老所具有的自主吸纳和灵活适应特点也助推其成为“接地气”的互助养老形式。然而，合作社养老在实践中还存在受益覆盖面较窄、服务水平不高、可持续动力不强等瓶颈问题，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在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四个方面进行突围。     

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论述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形成、对立和融合三个阶段。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大体上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为我国当前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在我国的新发展和具体应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从历史角度考察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复杂现实,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治理模式;提高农村吸引力,建立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同时要考虑当前面对的具体现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干部的主体性困境突围

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基层干部,是最重要的基层治理主体和乡村领导力量。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重任必然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但是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乡村发展面临人才紧缺。从历史、经济和政治三个维度来看,基层干部面临着双重压力和双重风险的主体性困境,破除这一困境的长远之策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现阶段要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困境突围,必须构建起完备的人才支持系统,不仅要提升干部自身的治理能力,而且要推动其他主体的参与并加强其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实现由"政府本位"向"农民本位"的功能转换;通过严抓"关键少数"来优化基层政治生态;鼓励并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大力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加强农村社会工作建设,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     

乡村振兴视域下政党组织社会的机制与运行空间——基于S省J镇党建创新实践的考察

基于S省J镇的党建创新实践,以“政党组织社会”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一般农业型村庄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组织性缺失与艰巨性发展任务之间的矛盾。基层党组织的首要目标是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组织能力建设,以凝聚各方面资源、激发振兴动力。J镇通过区域化党建推动公共服务下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党员联户等实践形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且形成了对乡村振兴强有力的引领能力。当前,应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统筹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充分调动普通党员走群众路线,以重塑乡村社会的组织性。可尝试通过区域化党建的做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资源的整合融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资源配置逻辑将历史性地转向农业农村地区进行优先发展，这不仅在理念上要凝聚共识，也要在认知上形成总体框架，从而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宏观目标转化为助推乡村振兴实践的具体思路。进入新时代，中国乡村要振兴，必然要求乡村资源禀赋结构、乡村资源配置逻辑、乡村资源认知水平等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达到与现代乡村功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实践等内在要求高度匹配。鉴于此，需要构建认知框架，从战略层面和策略方面思考乡村振兴的“资源来自哪里”“资源用于何处”“资源如何转化”和“资源何以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要求。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主要任务而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设农民美好生活的繁荣乡村;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农业高质高效的现代乡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稳定乡村;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建设盘活各种资源的活力乡村。就现实挑战而言,要厘清城市与乡村、粮食与经济、主线与底线、改革与创新的关系,把握好城乡二元结构、粮食安全危机、规模返贫风险、农村资源固化等具体挑战。就实践路径而言,要从协调性、高质量、共同性和活力性上下功夫,进一步建立共同繁荣的城乡关系,夯实乡村振兴的发展基础,铸牢农民富足的保障底线,唤醒农村改革的资源生机,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注入可靠力量。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

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短板在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中国农村非正式互助网络和互助组织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农村现实地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各类互助组织在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理想形式是互助共同体重建基础上的振兴,故虽是互助养老,更应当放到乡村振兴战略和善治社会构建之中去看待。互助型社会养老可以从微观-宏观的互助行为-互助组织-互助系统进行理论解析,同时从救助性的互助服务和适度普惠性的互助服务+进行体系划分,根据对文章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其特点可以总结为立足互助组织、联动多方资源、发展互助服务、救助与适度普惠相结合、分阶段进行、构建圈层化的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和乡村互助共同体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笔谈）

农业农村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色。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专节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如何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高质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刊以笔谈形式，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组约了一批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建设一线的学者的最新成果，力图把他们对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和新观点展示出来。李小云教授团队在云南的系列实践以乡村产业为切入口、紧紧抓住对乡村建设过程中功能的再认识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农民收入提升这一关键问题。刘祖云教授着眼于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乡村建设的议题，从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来源出发，探讨生态乡村建设这一学术命题如何从理论领域走向实践领域。张琦教授提出，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矛盾的关键。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困境与发展

农村党组织是基层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核心、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力量。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受到人才、资源、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陷入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全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找准功能定位,建立内育外引的人才制度,以“促民富”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兴文化”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谋创新”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