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的主要功能、制度环境及其改进路径

中国民间组织具有很强的组织功能,在政治参与、社会治理和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中可以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不断增多,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并不理想,仍然存在诸多对民间组织的限制性政策.应当改革有关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松绑;健全民间组织的管理机制,营造有利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确保民间组织健康发展.     

论民间组织的价值

随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推进,以空间为存在前提的民间组织大量繁育。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中国民间组织的大量繁育无论在法律普遍性的获得、国家与社会价值目标的整合、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限制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滥用、公民文化的形成等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生活等实践层面上都有利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和社会理应从资金来源、自主性建设、法制建设等诸方面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与社会影响探析

以"宝贝回家"公益寻子网站为个案,对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进行考察,主张网络"类民间组织"的演化机制可以分为形成、发展、规范和成熟四个阶段。同时,对网络"类民间组织"的社会影响进行探究,发现网络"类民间组织"在推动公众参与、扩大民间组织影响力、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及拓宽行政监督途径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受自身发展存在的缺陷及法治建设迟缓等因素的影响,网络"类民间组织"亦易造成社会失序、网络舆情"非理性"等消极影响。鉴于此,从营造发展环境、转变培育方式、深化内部管理机制、推进立法进程、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网络"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试论我国民间组织兴起的社会根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在现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兴起,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着巨大作用。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根源于我国慈善传统源远流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府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社会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等因素。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     

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复兴,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已经形成,但仍然很不成熟,要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政策导向与环境设计——兼谈韩国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2008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表明中韩两国已建立起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政治互信成为中韩双边关系的核心关切。本文通过对韩国在增强中韩政治互信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问题上的认知的分析,探讨了增进中韩政治互信的环境设计的政策意义,并从阐明中国的战略规划、增强对韩公共外交能力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正面作用三个方面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20世纪末期台湾社会的成长:经验与启示

20世纪末,台湾民间组织成长迅速,形成了具有台湾特征的公民社会结构.由于采取了社会主导的放任型策略,台湾的公民社会在缓解经济衰退压力、促进社会民主、参与公共治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秩序维持、政治文化塑造等方面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整体性”国家的形成与破解

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结构优化的标志,但在与西方国家主义相契合的传统儒家思想和前苏联集权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国的社会领域被国家全面湮没,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三者合一的"整体性"国家.中国的社会改革意在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来破解国家的"整体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民间组织的官方背景和发展不平衡又延缓了这一进程.党和政府只有通过完善监管制度,创新领导方式,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才能真正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论非法人社团的民法制度构造

非法人社团作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主体,在弥补政府与法人社团的失灵、促进社会福利供给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囿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其在实践中面临着合法性和参与民事活动的困境。借鉴国外的立法,我国应该从社会实际出发,赋予非法人社团民事权利能力,承认其既不同于法人,也不同于合伙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予以相关的制度构造。     

论再审检察建议的制度化

再审检察建议业已成为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生效判决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常规方式,其意义体现在矫正了抗诉案件集中于高层级检察院所引发的失衡,使法律监督的结构更趋合理。修订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缺乏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规定,相关立法层次较低,协商性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协商性法律监督大行其道。法律监督的实效性受到很大影响。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是再审检察建议实现制度化的良机。立法还应明确规定再审检察建议的启动、制发程序以及再审检察建议的效力等,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严格依法监督也是实现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论我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及解决途径

伴随NGO(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和发展,全球掀起了一场社团革命。由于我国NGO主体立法的瑕疵与缺失、设立和登记中的严格主义导致众多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NGO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遭遇合法性危机。因而,我们必须完善NGO法律体系,改革NGO设立和登记管理办法,为NGO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WTO体制下中国外资国民待遇问题

中国加入WTO协议对国民待遇相关内容作出承诺，这些承诺构成中国国内立法相关改革的重要内容。分析中国立法对外资机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措施，即侧重“整平游戏场地”和制定统一的经济法、民商法，并针对目前中国在一定范围内还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超国民待遇”和地方政府不规范竞争等缺陷提出若干建议。     

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现状及改革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几经变革,形成了现在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政府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对民间组织的调控,有利于引导民间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但随着民间组织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的局限性和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出现了民间组织非均衡发展、"规制过剩"与"规制匮乏"并存、对民间组织事实上监管缺位等现象。优化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逐步从政府选择模式向社会选择模式转变,从重视"入口"管理向重视"过程"监督转变,从纵向控制向横向合作转变,从限制分支和非竞争性原则向适度竞争原则转变。     

云南民间组织监管现状、特点及成因分析

现行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其对民间组织的有效监管,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云南现行的民间组织的监管体制及手段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已明显落后于发展的需要。构建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监督和民间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监管体系,适合云南省情,也是当务之急。     

构建民生法治是民生发展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要求

把民生理念融入法治之中,构建民生法治,既为法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确保民生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平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执法,为改善民生提供切实保障;司法机关应当从保护民生权利、救济民生利益的角度进行理念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提高司法保障民生的水平。     

关于业主委员会民事主体资格的思考

我国法律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规定，学者对其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能否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等问题存在广泛争议。业主委员会系业主自治性机构，不具备成立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条件。赋予其民事主体资格不仅不能解决当前存在的诉讼难题，还会陷入新的理论及实践困境。根本出路在于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引入“业主团体”的概念，对业主委员会制度做出相应调整，进而将其明确界定为业主团体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