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自然与道德——程颢对“天理”古义的扬弃与阐发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为了辟佛,他肯定"天理"的自然之义。佛教否定人的自然之性,程颢则认为人的自然之性是天理的体现。为了批判道家,程颢为"天理"赋予仁德。道家主张"绝仁弃义",程颢则认为仁德是天理的表现。程颢对"天理"的改造,奠定了理学的思想基础,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程颢的天理论还存在不足之处,体现在他对天理善恶缺乏一贯的认识,后经程颐改造,"天理"才真正成为理学的核心概念。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二程的人性论及其现代价值

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即理”的命题将人性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提出了与理、气二元划分相对应的人性论，对“性即理”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做了区分；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为其伦理道德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科学的评价二程的人性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成舍我新闻教育观及其现实意义

成舍我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他不仅建立了中国报业史上最早和最具规模的民营报业集团,而且积极投身于新闻教育事业,培养新闻人才。在当前残酷的媒体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尤为重要。成舍我成功的新闻人才培养经验值得今天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学习借鉴。     

试论成玄英对庄子“心镜”的理解

《庄子》中多处以镜喻心,突出的是心斋的无思、无欲、无我的澄静状态。成玄英对心镜的理解是以他的重玄思想为基础的,圣人体证得重玄之道,不执著于有无,动静一源,世俗亦不能损其真性。所以从外在的随物升降和光同尘这一点来看,成玄英对心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理解同庄子、郭象取得了基本的一致。     

程伟元的籍贯与家世——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程甲本、程乙本与脂评抄本的优劣问题在红学界向有讨论，并在讨论中不断引用程伟元、高鹗二人的序文和《引言》的同时，对程高二人的生平、才艺及他们搜集整理《红楼梦》的过程也开始予以关注。据现今已发现的关于程伟元的诗文、交游资料，对他的籍贯与家世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红学研究有所补遗。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妙音极乐自然至和--成公绥《啸赋》论

《啸赋》是魏晋间著名辞赋家成公绥的代表作,是第一篇和唯一的专门描写"啸"这一特殊的音乐技艺的赋作.该赋不仅是作者对"啸"之颂美,更是作者玄庄道家思想、中和为美的音乐观的具体反映.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论“程腔”的艺术价值

京剧大师程砚秋创造的唱腔独树一帜,其独特的发声方法,开创了旦行演唱艺术的新境界,拓宽了唱腔审美的新视野;唱腔字韵的严格考究,提升了京剧旦行行腔的规范化水平,促进其全面走向历史性成熟;其中折射出的开放意识、博大胸怀和创新精神,成为京剧艺术宝库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学术研究不能反学理——对黄浩教授“经论”和“后论”的学术批评

由于黄浩教授对以往和当下的文学生活的分析与概括都极其片面,所以其以此为基础的"以往的关于文学的理论看法和文学史观正在失去意义"的说法是偏颇的。如果为了"培植"自己所谓的"新理论",就对既存的理论横加指摘甚或把它们说得一钱不值,那绝对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尤其在新理论"怀胎还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更是如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黄浩教授在"经论"和"后论"中常表现出"彻底消解"的"理论勇气",但有时候,他彻底到连自己说出的话也给"消解掉"了。     

时代变化与士人贞节观念关系探析--以明中期至明末清初的归有光和归庄为个案

归有光是明中期的大散文家,他的贞节观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程朱理学观念,又有不同于传统的比较开明的一面,这与当时的王学思潮、节烈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关系密切.归庄是归有光的曾孙,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不但坚持传统贞节观念,而且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更加苛刻,这与当时的忠烈语境、为激励士人的目的、贞节风气、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分析和比较他们的贞节观念,可以窥见明中期的阳明心学影响下和明清易代之际苛求忠烈的社会思潮影响下的社会变化对士人贞节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