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宋代理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兼谈朱熹在理学发展中的贡献

宋代理学的观念丰富,这是由于其形成的历史长,创造理学的人物优秀.在诸多观念中,"理本体"观念是理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为"理本体"的建立作了艰苦的努力.周敦颐"性命之理"的探究,为理学家创造新儒学之发轫;张载贡献<西铭>,提供了社会秩序建设的理想方案;二程关切"天理",对提高人素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朱熹则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创造,构建了"理本体"哲学体系.宋代理学家先进的宇宙观与其方法论是统一的.宋代理学家之所以能创造出超越先贤的理论成果,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具有先进性.理学家创造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法论蕴涵辩证法的因素,但它不等同于辩证法."一而二,二而一"是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要予以肯定,并加以研究和利用.     

略论程颢程颐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程颢(公元1032—1085年)和程颐(公元1033—1107年)在建造以“天理”为核心的庞大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把逻辑的思维形式——概念、判断、推理应用到理学上,形成了理学的完整体系。本文就二程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作一简要的探讨。 二程对理学思想的表述,首先是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程氏对概念的产生和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事物的名字,即事物的概念,当然与音义气理相通,而更重要的是“盖出自然之理”。在表达概念的名和“自然之理”的关系上,他们认为: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     

二程的人性论及其现代价值

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即理”的命题将人性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性善论与人性二重说结合，提出了与理、气二元划分相对应的人性论，对“性即理”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做了区分；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人性学说，为其伦理道德提供了新的哲学依据。科学的评价二程的人性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程本体哲学的根源与架构

程氏兄弟建构了关于道和理的本体哲学,这个本体哲学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及涵养学说。比较而言,程颢更多的是持态度取向和宏观之道,程颐则倾向于系统取向和微观之理。     

从张载语录的编纂、流传看理学谱系的构建

张载著作除零碎的经注体外,大都是语录体,包括语录体著作《正蒙》,门人记录汇编而成的讲学语录《张子语录》,后人从其文集、语录中分类汇辑的《经学理窟》。《正蒙》刻意模拟论语,反映了张载以自己为圣学继任者的雄心。张载讲学语录由程门后学整理编纂完成,故往往羼杂二程语录,转成为构建奉二程为宗主的理学谱系的重要素材。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本文详细考察了二程(程颢与程颐)兄弟在气象上的差异及对二程思想异同认识的历史演变.从道学思潮的主题和二程共同创建"洛学"的实际历史过程出发,作者提出二程思想大同小异,"大同"同在他们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本体论这个关节点上,"小异"主要异在工夫论上.     

二程的仁学自然观及其现代诠释维度

二程的仁学思想体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仁学自然观。这一仁学自然观把仁扩展到天地万物,使仁成为人与宇宙自然的共同本性。它在内容上包括“与物同体”的同体自然观、“以生为道”的生生自然观和“诚敬存仁”的诚敬自然论。而生态价值则是二程仁学自然观在当代的重要诠释维度。二程的仁学自然观及其生态价值观既强调人与自然的价值统一性,又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价值独立性。它对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二程理学:心性生实学之萌芽

二程初步阐发了心性本体观念,勾勒出修养工夫的基本进程,描绘出内圣外王的轮廓。二程的理学思想是心性实学的萌芽。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寻找儒学的原始问题

孔子时期儒学的原始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将作为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动机的自觉意识、自愿情感和自主意志人文化成人的需要的一部分,成为能以如同饥食渴饮、男欢女爱一样自然而然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需要通过以反身内省为心理或思维机制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去体认,而不必依赖“沉思”或“顿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直觉。孟子将“仁义礼智”纳入人的“心”中而成为人的思维的对象,偏离了儒学原始问题的经验本源,并因此而遮蔽了儒学原始问题所开启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价值之源;北宋新儒学家二程,将“仁义礼”提升为形上本体而与“天道”一起构成“天理”,“天理”与人的本性即人的需要为主要内容的“人欲”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因此而建构的“理”“欲”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阻断了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的经验来源的同时,也取消了作为价值之源的人的需要存在的合法性;不仅使得孔子时期的儒学及其原始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也给社会现实造成了负面的社会效应。把被颠倒了的本来关系再颠倒过来,重新审视人的需要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重新选择儒家思想现代转型的原点和路径,是寻找和讨论儒学的原始问题的真实原因。     

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揭示二程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二程以实理,区别于佛老空虚本体.在工夫论上,二程主张在道德修养上的实工夫,对理从亲身格物和践行中去真知,以及参与经世实务. 二程认为治经近本,程颐称治经为实学.他们肯定人们基本的情、欲、利,提倡朴实的学风.二程的实学思想亦开明清实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