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和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偿义务也处于法律缺失状态，致使见义勇为者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机制必须进行专门立法，准确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明确国家补偿义务，完善见义勇为基金制度。     

见义勇为的法律关系及其立法中的责任分担

见义勇为具有包含多个主体的复杂法律关系 ,因而对见义勇为人因见义勇为行为所致损害就有不同的承担主体 ,分别承担公平责任、侵权赔偿责任和行政补偿责任。如何科学地分配这三种责任 ,是今后见义勇为统一立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见义勇为立法述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保护是一个热点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分为救助行为与对侵权行为制止两类,对第一类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法律的保护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二类见义勇为行为则存在见义勇为造成新的损害赔偿问题和见义勇为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故对见义勇为行为应首先进行分类和定义,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杜绝见义勇为行为的滥用,防止公众对公众权力救济信心的丧失和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     

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问题探究

在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在为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时，自身的损失却往往不能得到社会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造成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立法的缺失，损害救济机制的不健全。要保障见义勇为损害得以救济，须在认清见义勇为的多层属性的基础上，将见义勇为的保护纳入法律范畴，进行统一立法、完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机制。立法中应着重关注救济资金来源的明确与保障，规范、协调一致的各级见义勇为基金组织的建立以及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及其损害救济的程序等问题。     

中国古代的“典”“典当”“倚当”与“质”

"典"、"典当"、"倚当"、"质"等这些中国古代存在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一定的交叉.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对这些民事法律行为关系予以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各种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内涵.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研究

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是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对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的权益进行有效的保护,也是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而当前仅仅使用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制度并不能涵盖见义勇为的所有情况,因此通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系统分析和归类,并借鉴西方国家"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经验,提出综合运用民事和行政两种方式来完善我国见义勇为致损救济机制。     

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关于我国社会“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道德社会学角度，对多数社会成员见义不"勇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仅停留于倡导和单纯从道德方面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能促使见义勇为行为成为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自觉行为的条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行为及其约束因素，重新构筑"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基础，才能使见义勇为不再仅仅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壮举，推进我们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关系和谐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外

韦伯把伦理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并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信念伦理。信念伦理要么是神秘主义救赎宗教的产物,要么是出世救赎宗教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救赎宗教,其伦理也非真正信念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的世界观是关注经验世界的,是关乎天地人的政治哲学;关心的是各种关系的和谐。因此,关系和谐伦理抓住了中国传统伦理的本质特征。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都关注经验世界;但在传统文化意义上,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伦理。当代社会,随着新的哲学文化的产生,关系和谐伦理和责任伦理呈现了统一的曙光。     

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

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它几乎是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然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规范对象,古代官员们对丁忧的态度却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点,发生了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的影响所致。     

"道生革命"的"期待视界"

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两难”与“双名”

当前,学术期刊界特别是学报界在生存与发展、改革与创新上,面临重重矛盾。作者针对此集中讨论了两个话题,即“两难”症———“稿患”与“稿荒”,和“双名”热———“名刊”与“名栏”热,认为对“两难”症,我们不能消极回避,而只能积极适应,“对症下药”;对“双名”热,我们也不应盲目追逐,而应理性对待,因“刊”制宜。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三层需求规律"与"三层模式"探讨

文章提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市场需求规律、教学需求规律和价值需求规律等三层特殊规律,并相应地探讨目标模式、教学模式和运行模式等三层教育模式.     

пока не与until引导的时问状语从句

俄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斯拉夫语系与日耳曼语系,两者差异很大,但因都属印欧语系,所以两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相同和相似性。文章对俄英两种语言中的相近句法项目покане与until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进行了分析、比较。     

“佛像镜”相关问题浅议

“佛像镜”东汉中期起源于洛阳地区 ,流行于三国至西晋初。“佛像镜”的兴盛与传播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三国时 ,吴都武昌 (鄂城 )是其产地。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