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政治生活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动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生动体现.本文界定了政治动员概念,指出政治动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典型的国家性、广泛的社会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特征,分析了政治动员整合社会力量的功能、促进社会民众政治参与的功能、调适社会心理的功能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功能,并提出了进行政治动员的途径.     

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动员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创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治动员必须遵循服从阶级整体利益、从社会实际出发、尊重公民选择和与时俱进的原则。政治动员的策略包括政治动员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政治动员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政治动员与物质利益要求结合以及政治动员与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对传统政治动员的方法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显示进行现代政治动员必须方法创新,可以遵循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参与动员三条途径。     

三线建设中的政治动员路径研究——以葛洲坝工程早期建设为例(1970—1978)

葛洲坝工程建设是三线建设中后期动工建设的一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运动式政治动员、宣传型政治动员、嵌入化政治动员是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最突出的政治动员路径。这三种政治动员路径,一体多面地承载了葛洲坝工程局全覆盖、立体化、深渗透的政治动员体系,显示了三线建设时期以政治挂帅为基本要求、以强有力的党组织队伍为纽带依托、以革命理论为话语范式、以集体主义为精神导向、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防安全为直接目标、以民族荣光和人民福祉为根本追求的“革命型”政治动员最普遍的特征。这种政治动员模式对于推进葛洲坝工程早期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凝结的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走群众路线、走自己的路等政治动员经验,对于当今凝聚民心团结奋斗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伟业,仍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力——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政的重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应对艰巨的国家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进行了其擅长的政治动员。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建国初政治动员的考察和分析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效力卓著。     

论红军长征中政治动员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在长征中,党和红军面对极端艰难的环境,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获得了沿途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征程中,面对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深入分析总结长征中政治动员的成功实践,创新发展政治动员内容形式,可以为新形势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发挥更大作用。     

群众利益与苏区政治动员——以川陕苏区为例

革命时期,党成功实现了维护群众利益与政治动员的有机结合.以川陕苏区为例,党通过维护群众利益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同时政治动员亦成为党维护群众利益的主要工作方式,尤其在执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甚至是革命年代唯一有效的方式.从结果而言,政治动员确实发挥了切实维护苏区群众利益的功效,同时亦起到动员苏区群众积极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作用.     

政治运动动员结构研究——以高校大学生政治运动动员结构为视角

高校可通过强化高校组织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将结构外政治动员纳入结构内政治动员,降低虚拟关系网络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作用,降低政治动员对高校空间环境的依赖,以有效降低高校大学生政治运动动员的潜在失控风险。     

治理视阈下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化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重大目标任务的完成而经常采用的法宝。政治动员的实施,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重大目标任务的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我党政治动员的基础发生嬗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发挥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优势,从治理理论的视角看,必须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我党自身的努力,强化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提升党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包括民间组织在内的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实现由单一政党的政治动员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动员问题研究述评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的分析,从侧重于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两个角度归纳了政治动员的概念研究;阐明了关于政治动员的分类、具体方式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并对如何提高政治动员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综述。最后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动员问题研究的不足。     

论网络政治动员

国家、社会团体或个人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利用网络技术平台进行的网络政治动员,具有迅速快捷、影响范围全球化、政府控制困难等特征.网络政治动员既能促进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度,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并为一国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最便捷的政治传播技术平台.国家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参与性,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引领积极的网络政治动员;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制动"措施,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果断瓦解破坏性和颠覆性的网络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的治理价值——理解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新视角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治动员既是政党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基本方式,又是政党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就中国而言,通过政治动员凝聚起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更是其推动中国建设改革发展的关键。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出发,进一步认识和挖掘中国政治动员特有的治理价值,对于深入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效提升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浅谈高校的政治动员及其机制构建

政治动员是高校开展政治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当代大学生接受各类政治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因此，高校对大学生开展政治动员工作需要在传统理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创新，建立健全政治动员的组织机制，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并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维护校园稳定，建设和谐高校。     

政治动员的形成机制与范式之比较研究

政治动员必然是一种他组织机制形成的,但是政治动员可以借助社会自组织力量或者对自组织行为予以政治吸纳。政治动员包括集体认同和集体行动两种机制,仅可以作为政治主体挑战传统或旧有制度,探索新制度的组织化工具,也可以作为政治主体自我渐进调适以适应环境变革的组织化工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动员实践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改革的实践,形成了革命型动员与改革型两种基本范式。革命动员的逻辑是"先破后立",而改革动员的逻辑则是"渐破渐立"。革命动员强调"敌人"范式,而改革动员则强调"对象"范式。革命动员以目标和精神激励为主,而改革动员的激励则是建立在分权让利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动员以强制动员和群众运动方式为主,而改革则主要以诱导式动员和运动治理方式为主。     

新疆支边妇女寻求“解放”的进疆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持新疆建设,大批内地女青年参军支边,进入新疆工作和生活。长期以来,新疆支边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处于失语的状态。通过对新疆支边妇女的口述史研究,探析在国家政治动员下的支边妇女寻求“解放”的进疆选择,不难发现,在特殊年代政治动员和国家干预的“妇女解放”话语的背后,进疆这一行为选择,并未有效地实现妇女个体的自我解放。     

全能主义:以单位制为依托的政治动员

"全能主义"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理解为政府依靠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主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评析

建国初期的政治动员具有动员模式的运动化、动员主体的权威化、动员策略的灵活化和动员方式的多样化等特点 ,它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 ,推动了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 ,但同时也出现了某些负效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疫病防控工作开始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各级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工作。传媒动员、参与动员等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形式的运用,促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疫病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疾病防控的国家化和制度化、宣传路径的多样化和运动形式的政治化以及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是有效控制疫病流行的根本保证。即如王小军在其书中所揭示:政治决定着疫病防治的效果。     

论社会动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

和谐社会建设单靠体制内的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是有限的,要以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主导,动员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全社会力量,把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有机结合,使各类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保障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政治体制与美国对外交往中的政治妖魔化行为

在美国与敌对国家的交往中,政治妖魔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从冷战时期的“邪恶帝国”,到后来的“对抗国家”、“罪犯国家”,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喧嚣一时的“无赖国家”以及“邪恶轴心”,无不反映了这一事实。美国外交行为方式中如此突出的妖魔化现象,是和美国以制约平衡为特点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是政府基于强大的政治动员压力做出的反应。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