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英译中文化现象的处理

国古诗有自己独特的形式、结构、格律和典故 ,而且大多数短诗言简意赅 ;相比之下 ,英诗则自由得多。灵活驾御语言 ,正确处理古诗英译 ,关键在于对古诗源语言和译语言的文化区别进行考究。文章就古诗英译中 ,分别对其韵律 ,选词和意境三方面的文化现象的处理进行比较分析 ,归纳出一些规律以求最佳翻译创作     

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看古诗英译中的变通问题

诗歌翻译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古诗英译。这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语法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作为承载古诗意境的古汉语的句法更加灵活多变。因此,要将这些经典之作完美地移植到语法严谨的英语中确实有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译者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诗中必要的地方进行变通处理,以确保古诗意蕴的准确传递。本文拟从汉英两种语言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入手,通过实例分析阐述古诗英译中的几种变通方式。     

古诗英译意境传达问题的探讨

古诗英译究竟应达到何种境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这是古诗英译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唐李白《静夜思》一诗四种英译本的比较分析,提出并探讨古诗英译的意境传达问题。作者认为意境的传达应该是古诗英译的首要标准。     

试探汉语古诗英译的不可译性

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汉语古诗英译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可译现象.分析了古诗中英文表达的差异,探讨了汉语古诗意美、形美、音美及神韵的不可译性,提出了解决不可译性的思考,认为翻译者首先要深入研究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其次注意处理好原诗内容和意境、形式和韵律,最后强调要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修养.     

汉诗英译与模糊美学

在模糊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诗翻译问题.首先从模糊羡的结构层次谈起,然后概括中国古诗在形式、意象和意境上的模糊美特征,接着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问题,从而得出汉诗英译的原则应是尽最大努力保留汉诗的意蕴,保留中国文化底蕴中意境的模糊美,使汉诗英译达到传播中国精髓文化的目的.     

李白诗歌《送友人》中审美意象的英译分析

文章对李白诗歌《送友人》的两种英译本中的审美意象的翻译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给古诗英译带来一些启示。认为,在传递古诗审美意象过程中,译者应尽量使译文意象与原文意象产生最佳关联,力求再现原诗神韵与意境,使译文读者和诗人产生共鸣。     

格式塔视角下汉诗英译的象、境整合——以《商山早行》为例

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性原则，即整体大于部分。汉语诗歌多寓情于物，借助意象表达情感和意境。由于汉英语言存在意合与形合的差异，所以在汉诗英译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本文从格式塔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分析了古诗《商山早行》的三个英译本的意象和意境传递，从而得出结论：汉语古诗的整体意境并不等于个体意象的简单相加。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把意境作为翻译的最高目标，对意象和意境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个格式塔“完形”。     

中国古诗英译模糊美的传达——从《锦瑟》的英译谈起

中国古诗语言比较模糊,往往意在言外。译诗难,而模糊美的传达问题让汉诗英译尤其难。本文通过对比李商隐名诗《锦瑟》的三个英译本,分析了在汉诗英译中,如何用科学精确的英文来传达中诗的模糊美,再次证明译家在汉诗英译中应把握住原诗的意境和情趣,在翻译时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并进一步探讨了翻译与再创作的关系。     

《春晓》四个英译本“三美”的展现研究

在古诗翻译中,许渊冲先生提出了"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但译诗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递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的,总要有所侧重,有所牺牲,有得有失。本文对唐诗《春晓》四种不同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它们体现原诗意美、音美、形美上的得与失。     

诗歌翻译中美的传递——以《将进酒》的两种英译文为例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含蓄隽永、高度凝练,意境丰富精深,是我国的文化珍品。这就使得古诗英译不能仅仅满足于忠实对等,更要跨越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文化障碍,在目的语中再现原作的文化精神和美感。     

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文章从声音方面来讨论诗歌翻译,着重从英语和汉语中的语音象征、韵式和韵法三个方面来探讨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论庄子的"大美"思想

“大美”是由庄子最早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美学范畴 ,它在道家美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崇尚“大美”是庄子美学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 ,他的整个美学体系都贯穿着“大美”的思想。在庄子美学中 ,“大美”思想与其崇尚自然之道、推崇淡泊无为的人格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美”的思想内涵包括澹然无极、寂漠无为的自然美品格 ,朴素、本真、天全的真美形态 ,浩瀚博大、雄浑磅礴的壮美境界。这种思想对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提升 ,以及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代“仕女画”的审美价值

通过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仕女画的比较 ,指出仕女画的审美取向趋从于不同时代的审美观。     

论孟子“充实之谓美”的审美意韵

孟子美学的"充实之谓美"命题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韵。在美善合一的先秦时期,明确地将"美"置于"善"之上,把道德目标、人格精神、审美愉悦联系在一起;认为要真正实现"充实"必须要"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养气说意在尽心知性,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充实"内含着充满、和谐之意。只有经过养气的过程的充实,才能达到完备、圆满、和谐的境界,才能达到高度的美。     

中国古典美学“丽”范畴论纲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丽"范畴萌芽于先秦两汉时期,"丽"揭示的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魏晋南北朝时"丽"范畴逐渐成型,"丽"已有意识地被纳入社会文化审美视野,建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丽"范畴审美体系。唐宋时"丽"范畴走向兴盛,"丽"是唐宋诗、词美的突出感性表征,唐宋诗学、词学理论自觉地对之进行了理性把握。元明清时期是古典美学"丽"范畴的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它在许多艺术部门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人们对"丽"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以美通善”与“美善合一”——康德与牟宗三审美地位说比较

康德与牟宗三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但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概念"自由意志"带有显著的公设性,使得美不必依附于善而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桥梁,随着美的"独立性"在三大批判中的凸显和强调,美最终被定位为"以美通善"的媒介。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是"体用不二"的本体,有着显著的呈现性,美也被纳入到"道德良知"的世界中而丧失了独立性,美在道德光辉的映衬下最终呈现为"美善合一"的样态。     

“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现代意义

“美是道德的象征”,说明了人类可以通过审美由自然走向自由。后人认为它的缺陷在于主观性,但运用层次论的方法分析可知,康德用审美沟通人与自然的学说,是马克思实践学说的有益补充。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不会有所偏颇。在工具理性盛行的今天,康德这一论述有着特殊的意义。     

“智慧之美”: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

卞之琳诗歌中的"智慧之美",是其自觉追求诗歌"智性化"的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穆木天提出"诗要有大的哲学",到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等人提出"现实·玄学·象征"的结合,中国现代诗人一直尝试将诗歌艺术审美与个人哲思结合起来,卞之琳是这个探索过程中极为重要且影响巨大的一环。思辨的特色贯穿了卞之琳一生的诗歌创作并成为其独具价值的艺术风格。他的思辨以"相对"观念为中心,其诗中"距离"、"对照"和"变易"三大主题都围绕"相对"观念展开。诗人在艺术上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非个人"化、"客观对应物"等手法,从最细微琐碎的事物里发现诗和哲理,将抽象的哲思变为具体意象,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艺术高峰,其在哲学与现实、智慧与情感的结合方面,以及在隽永与亲切间把握平衡的方面,取得了无人企及的高超成就。     

《周易》的语言运用理论

《周易》中蕴含了不少关于语言理论的见解,关于语言运用的理论更为丰富。《周易》重视语言运用问题,是由于它对语言的社会功能有高度的认识。在它的字里行间,提示人们言语要注重诚信、要谦逊礼让、要谨慎有度、要讲究修辞,特别是阐发了心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对今天的语言研究、语言运用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湿地景观“阴和之美”效应问题初探——基于大庆市湿地景观的美学审视

湿地景观不同于高山峻岭那样具有挺拔、高耸的阳刚气势，有的只是向阴、低洼的优美、阴柔之风格。因此，湿地景观建设，只有顺应其“向阴”之势而展示其“和”（和谐）的魅力，才能使其自然空间的秩序变化具有“阴”之“和”的美感。儒道关于人与自然“妙和相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庆湿地景观应创造出如下的“阴和之美”效应：百湖之城声、色、香俱全的空间秩序变化美；“挺水植被”远近错杂的空间秩序绵延美；人生智慧作用于湿地自然景观的空间秩序和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