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气说初探

“气“作为我国传统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在“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全方位的表述。刘勰气论的精髓不在于阐明了作品不同的风格特色源自主体不同的创作个性,而在于他把气与情、志联系起来,展示出气所具有的广阔的现实内容和深厚有力的内涵。刘勰气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将气与才能、学养、习染相联系而赋予其动态发展的属性,更在于抓住了艺术形象之所以鲜活生动的源泉,抓住了杰出艺术之所以愈久弥新的根基。     

论词学批评话语"词气"的演变——与胡建次教授商榷

词气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批评话语,在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说的发展轨迹大致有四个时期：萌芽期,由＂气＂引入词学批评而为＂词气＂;升格期,在词学批评著作中涌现出众多的以气评词论人;深化期,晚清著名词学家谢章铤重视＂词气＂,形成较完善的＂词气＂论;升华期,＂词气＂理论范畴进一步完善,最终在王国维的词学境界说中得到升华,以境界统领替代词气。     

词气理论的成熟形态——谢章铤“词气说”的独特内涵

“气”是中国传统诗学重要的理论范畴,在构建诗学体系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在词学领域,谢章铤在其“性情说”的基础上,发展前人有关词气的理论成果,形成较为完整的“词气说”,将词气理论形态推向成熟。其“词气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包括和永与豪雅的词人之气、词作内容之气以及和而不促的词作行文之气。“词气说”与贵气、气厚、词量等相关的词学命题联系起来,丰富并拓展了近代词学理论的范畴。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     

从古代文论的“气感说”看文艺的生命激活

"气感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它从天人一体、互相感应的角度去看待文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界的亲和与感应中去吸取文艺的生命精神。"气感说"是从中华古老的原始思维中生发出来的,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今天也不乏其启迪意义。     

殽天地之化——从灾异思想看董仲舒的气论

董仲舒的灾异理论存在着谴告和气感两种形式。谴告形式的灾异论在具体解释过程中有其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气感形式的灾异论弥补了这种局限,笔者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董仲舒“毅天地之化”的气感论。这种理论对之后气论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刘桢的文气说及文学实践

刘桢在文学理论上的重气之旨曾得到刘勰的重视。刘桢文气说不仅早于曹丕,而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原创性,并深刻影响到其创作＂文最有气＂风格的形成。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生命本原说之探讨

讨论和比较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源于父母之精,生命过程的维系依赖于一身之气。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本原是存在于宇宙中的桥或气。因而在中医学中,不能说人体生命是由人体内之气生成的,而应坚持和发展中医学的精为人体生命之本原、气为人体生命之维系的理论,并逐渐淡化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六气致病说”的提出及其医学学术价值

以医和"六气致病说"的提出为标志,我国古代医学开始从唯物主义方面来积极探索病因,这无疑是我国医学的一大进步。着重分析了医和"六气致病说"的医学学术价值,阐明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陆游养气说的诗学阐释

陆游养气说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养气观念,在承继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创获,由对道德品行的要求扩展到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养气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健"的美学风格,突破了传统养气论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明代提出的格调说,以唐人为其诗学圭臬,着眼于诗歌的气格声调,其艺术因素较为明显,而沈德潜则强化了伦理道德因素,意味着儒学对诗学的统摄与控制,这与清初期文化背景与沈氏个人经历与诗学趣味有关。     

是谁首倡“性灵”说

刘勰是我国最早标举“性灵”的文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不仅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了本乎“性灵”而归于“自然”的文学观, 而且在操作层面上发挥了《周易》的“立象尽意”说, 创立了“综述性灵”与“敷写器象”相济相成的意象说; 发挥了儒道两派的“虚静”说, 提出了在“蓄素以弓朋中”的基础上“虚静养气”、“率情入兴”的灵感论。因此研究“性灵”说, 不宜忽略其开源发流之功     

试论周敦颐"气以载性"思想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他在代表作<太极图说>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新的儒学宇宙生成与"各正性命"的本体思辩结构--"气以载性"思想,奠定理学本体论基础.本文试从不同角度分析周敦颐"气以载性"思想,旨在阐示"气以载性"思想在理学中的理论价值及重要意义.     

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

沈德潜的“格调”是一个融合着气格、风骨、才力、声调等多元素质的概念。格调说是沈氏评论唐诗的基石。据此 ,沈氏对盛唐诗予以高度评价 ,并展示了李白、杜甫作为盛唐巨擘格调的丰富内涵。沈氏在推崇格调的同时 ,对影响较大的神韵说并未忽视且有所借鉴 ,从而使得他在对唐诗的评论中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朱熹理气学说新论——对“逻辑在先说”的批判

朱熹的理气学说是中世纪思维的产物,融信仰、情感、形上的臆测推断、逻辑思维、感性思维为一体。而"逻辑在先说"是用现代思维方式对朱熹理气关系的疏解,在"理顺"了理气关系的同时,回避和掩盖了其中不符合现代思维的内容。在朱熹的学说中,理生气、气散灭才是整个理气关系的理论基石,并通过理气学说统摄其鬼神观和祭祀观。由于理生气灭说蕴含了理对气实然的先在和主宰义,与逻辑在先说严重相违和相左,因此被各种逻辑在先的观点所回避和忽视。这导致逻辑在先视域下的理气观、鬼神观和祭祀观往往失准和片面。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陈三立"养气"诗学论

养气诗学建构在孟子"夜气说"和阳明心学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主体的心性涵养,表现为大气化生的宇宙情怀、人格与诗格合一、人性与真性情的溯求及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期待,为近代人文主义的诗学范式,透露出特定时代的文化紧张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