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资源配置问题与对策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资源配置出现许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传统农耕制和散居模式导致农村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农村土地配置不当致使农村资源管理紊乱,农村人才流失造成新农村智力资源的缺失,农村产业协调性不足导致资源回报率偏低,城乡分割造成农村优质资源的缺乏。因此,只有重新配置农村资源,集聚农村土地资源,健全农村土地流转体系,激励农村人才回流,促进农村产业之间的协调,构建城乡融合机制,才能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时期对农村经济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三农问题”呈现的新情况,农村面临着土地制度的制约、土地资源危机、农村社会政策等诸多困境。如何摆脱现行土地制度的困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土地短时间内完全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和复合所有制形式都不现实,通过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等改革来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迹象。结合新农村建设,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调整农村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现代乡村土地制度,并最终确立我国现代土地制度,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性质与功能——基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启示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准确把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性质和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通过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进行政策梳理和比较分析,指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可复垦性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城乡土地的增减具有不可逆性。由于错误地利用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基本性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既没有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又没有确保经济的长远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作为国家粮食市场的"调节器"进行管理和保护。     

烟台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上)

面向 2 1世纪 ,在持续利用资源、发展持续农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基础上 ,烟台市农村经济应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战略是 ,通过引入科学技术、拓宽投资渠道、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来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效率 ;在强化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努力实现公平的进程中不断调动管理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河南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河南农村全面小康总体实现程度偏低,存在问题较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只有实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方略,加快取消城乡二元制户口步伐,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积极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扶持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改进农村教育,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才能推进河南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烟台市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下)

面向 2 1世纪 ,在持续利用资源、发展持续农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基础上 ,烟台市农村经济应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其战略是 ,通过引入科学技术、拓宽投资渠道、加快信息网络化建设来提高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效率 ;在强化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努力实现公平的进程中不断调动管理者、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保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村信息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思考及研究

生态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离不开农村信息化建设,因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是提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发展生态经济,要以消耗最小的资源,将生态资源变成有效经济价值,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农村信息化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平台,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村信息化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中必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农村土地资源使用和流转情况调查——以宿迁市为例

正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也是深化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的现实课题和破解"三农"难题的关键,更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突破口。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必然会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因而如何引导、完善、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宿迁市为例来分析。一、宿迁市土地资源使用和流转现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释放农村土地,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群体分化是一个长期的协调互动的演化过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要鼓励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共建城乡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新形式：来自陕西的经验

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迄今没有任何载体代替人民公社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农村集体经济新的有效实现形式呼之欲出。这也是改变目前中央直接面向农户出台政策的局面,改变政府财政支农的宏观目标与农户经济行为的微观目标不兼容情况的需要。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可以有以下5种形式,包括：土地流转下的农民自主模式、县域下的政府组织+农户运行模式、循环产业园区模式、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杨凌高新示范园区模式,并对它们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常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充分动员一切农村资源和非农资源,要求产业园区、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多种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出现。要特别强调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引导作用。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存在的缺陷不是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的根本障碍,要充分在世界范围内认识到土地私有制不是土地产权唯一的实现形式,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一样可以有活力。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城乡融合背景下传统农区宅基地治理的动力与路径选择

传统农区宅基地资源利用粗放,治理潜力巨大,而另一方面,传统农区工商业用地存量不足,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有限,无法满足乡村产业振兴和村庄自身集聚发展用地需求。传统农区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又必然严控建设用地指标,形成乡村宅基地资源粗放利用与城乡建设用地紧缺的困局,宅基地治理成为突破困局的现实选择。但是,宅基地治理资金需求大,村庄和农户的分化导致农户的治理诉求各异和农民权益保障难等问题。宅基地治理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问题,传统农区宅基地财产性价值弱,市场价值不彰,难以通过市场主导方式解决宅基地治理问题。基于此,应把宅基地治理与乡村建设和提升农民福利相结合,充分利用政府统筹和规划等方面的优势,采取政府主导、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的方式推动宅基地治理,充分利用增减挂钩政策突破宅基地交易和价值的区域界限的优势,为宅基地治理提供资金。     

“参与治理”理论在失地农民保护中的运用

参与治理制度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推荐，是对经济人假设理论不足的有效弥补，是对失地农民有力的保护手段。应当运用参与治理理论来构建我国失地农民保护制度，促使征地程序公开，保障农民参与，引人征地目的合法性，征地补偿司法审查程序，实现失地农民参与治理制度从内容到形式趋于完善。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作为利益诉求手段的农村土地冲突

因征占引发的农地冲突日趋多发,已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本研究在对学者观点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从冲突功能的角度对农地冲突的本质进行全新诠释,研究认为,农地冲突实质上是农民实现经济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对现有农地权利的经济利益而非农地权利调整的诉求,才是当前农地冲突产生及农民不断进行抗争行为的根本动因。因此提出解决当前农地冲突应立足于乡村治理关系的改善和基层政府治理成本的降低上,而现有基于土地产权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的解决思路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     

征地拆迁、利益密集与基层治理中的精英替换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征地拆迁成为推动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带来利益密集,更改变了基层治理逻辑。以鄂西Y村为例,分析了精英替换现象,即传统精英面临着各种征地拆迁难题而逐渐退出治理结构和权力结构,新兴精英依靠经济、社会资本进入到体制内,利用“私”的逻辑解决征地拆迁产生的钉子户难题和上访户等公共事务。并指出精英替换虽然解决了征地拆迁中的众多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造成对基层社会利益的侵蚀和对基层合法性的消解。     

论污染农用地的用途管制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作为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控制土地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重视对农用地的总量控制,但对其质量的监管较为疏松,导致当前农用地污染日趋严重,并使大量农产品因遭受污染而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由于当前土壤污染治理存在诸多法律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障碍,有必要对污染农用地实行修复与用途管制相结合的法律治理,而且对污染农用地实施用途管制契合风险管理理论、适应性理论并具有可操作性。在分析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对污染农用地实行用途管制的构想,将用途管制视为治理污染农用地的关键工具。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土地细碎化的治理机制及其融合

日益凸显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出了严峻挑战。按照"市场-行政-自组织"三元分析框架对土地细碎化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能出路。研究发现:市场机制由于无法有效解决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在实践中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并不明显;行政机制在土地细碎化治理中的效果也不尽理想,虽然弥补了市场机制中的一些缺陷,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自组织机制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能整合细碎产权,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较好,但在实践中的实施空间却受到限制。鉴于此,我国土地细碎化治理的可行出路是将三种机制充分融合的"三位一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