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政府道德基础的理性反思

政府的道德基础就是在政府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政府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政府道德基础的载体--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我国政府道德基础的理性反思

政府的道德基础就是在政府的构建和运作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伦理精神、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在其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等道德内涵的总称。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及其运行的道德基础,特别是从政府的政治伦理理念、公共行政中的利益关系———道义关系、政府道德基础的载体———公共政策制度伦理体系等方面,来反思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运行的道德基础,对我国公共行政法制化建设和道德行政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内公共行政正义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对公共行政正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将正义、公正作为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2)将正义、公正作为政府行政的伦理目标和价值导向;(3)将正义、公正作为公共行政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重要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的基础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行的体现.     

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

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在进行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时要进行必要的伦理思考,进而在伦理思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一般的伦理选择模式。伦理思考和伦理选择模式的核心是公共行政价值。但在具体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公共行政价值有可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当政府组织以及公务员面临不同的道德准则或道德价值时,很可能会发生伦理冲突。一旦出现公共行政行为的伦理冲突,就需要全面认识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功利价值,正确看待公共行政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准确把握公共行政伦理冲突中的伦理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在伦理冲突中进行最佳的公共行政行为选择。     

公共行政中的三维责任体系：理论与实践

古代责任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伦理、政治、经济和法律四个场域。现代公共行政脱胎于政治场域,形成管理主义与制度主义两大话语体系。二者围绕政治与行政、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道德与技术、公平与效率等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核心是公共行政中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这种争辩各有偏颇,各有侧重,综合探究,凸显公共行政中的技术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三维责任体系。此体系覆盖公职人员、政府部门和政府三个层次,是行政责任分析及弥合公共行政实践中政治与行政之间被撕裂鸿沟的有效框架。     

科学与道德:行政权力道德化质疑——对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阅读与商榷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在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性研究中,针对行政改革的基本问题,对"超越官僚制"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官僚制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地探讨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主体性、行政人员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等问题。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但是,该书中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政府道德化"、"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等提法,又是值得商榷的。     

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启示

社会契约模型的外在形态是社会与政府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而其内在价值是作为契约基础存在的伦理品格.政治委托代理系统活跃着伦理需求与伦理拒斥两大张力,两种力量的角逐成为公共行政伦理演进的内在动因.政治代理人能否基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而谋求公益,真正负载起委托人(人民)的权力重托,构成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体系的根本分野.从政治委托代理结构着眼反思传统的行政伦理建设,推进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组织重理,将是我国走向公共行政伦理化的必然路径依赖.     

公共行政的道德尺度分析

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必然发展趋势。然而当前公共行政在依法行政实践领域中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道德原则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可以保障公共行政的社会效果符合社会价值体系的导向 ,体现社会成员的权利 ,进而有效地引导积极行政。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前提下 ,完善现代行政道德体系 ,充分发挥公共行政的道德尺度的独特作用 ,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的本质诠释及制度构建探析

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具有区别于其他职业伦理的根本性质,它以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以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发挥作用、以特殊的责任伦理产生效应。发展和完善公共行政职业伦理,就要健全公平的行政职业伦理规范体系,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建立完善的行政职业伦理监督与制约机制,加快公共行政职业伦理法治化建设。     

论公共行政时代行政道德的创造转化与制度塑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行政已经进入了公共行政时代,传统行政道德也向公共行政道德转型。在这个长期博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我们对传统行政道德资源的进一步挖掘,而且更需要我们对所挖掘的道德资源进行创造转化,从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行政道德的新理念。而要做到这一切,还必须辅之以可行的制度塑造与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迫切呼唤行政伦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行政腐败日趋蔓延。因为"权力"与"市场"存在利益交换的空间而法制又不完善,同时又放松了对掌权者的思想道德教育。要防止行政腐败,单纯依靠法律是不充分的。道德是法律产生的基础和价值评价坐标,在道德天平失衡的情况下,法律将形同虚设。因此,"依法行政"绝不能取代"以德行政"。建设现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丰富的"伦理政治"思想以及西方国家的行政伦理建设思想与经验。     

论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困境与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德性正义是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的最主要的美德,但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面临着自由裁量权和道德的困境,这些困境是用公共行政制度和外在的法律都难以解决的。道德代理人理论则从德性论的维度对公共行政人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的德性正义提出了要求。从德性论的角度看,道德代理人不仅应当遵循道德原则,而且还应当承认道德是他们的委托人。作为从事正义事业的公共行政人员,必然是正义的道德代理人,正义道德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委托人。道德代理人理论的提出,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德性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也为解决当今公共行政中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条理想的路径选择。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德福统一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兼论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基础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德福统一的社会,德福背离是社会不公正的突出表现。社会公正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基础,行政伦理建设要树立GDP与GNH协调统一的发展理念,建立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的社会机制,促进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的统一,完善和贯彻德才兼备的用人体制,坚持制度伦理建设与德性伦理建设的统一。     

论公共行政的伦理基础

文章主要论述了公共行政中蕴含的伦理学意义及价值追求,权力的两重性和权力的道德约束,以及构建道德体制的实现途径等若干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试图对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公共管理危机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组织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伦理和谐——基于江苏地区调查问卷的分析

根据对江苏省苏州和盐城两地的调查发现,组织伦理与现代社会伦理和谐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组织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伦理和谐的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组织大多显现为"伦理的实体"和"不道德的个体"的悖论;组织伦理状况受政府、同行、制度、组织领导、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同时,它对所在行业及其他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应加强组织伦理的建设。     

行政伦理体系的委托代理分析--一种强力制约行政腐败的隐性途径

在正式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代理人(行政官员)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伦理道德观的弱化与缺失,在于行政官员寻求自身经济利益与效用的最大化,而无视自身是“公共人”这一特殊角色。正式制度中的政策法规必须要紧密结合非正式制度中的行政伦理道德的隐性制约作用,才能产生良好的遏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