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与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川绵阳专区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从经济上摧毁了旧社会政治关系的基础,颠覆了我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政治格 局和秩序,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2 年）四川绵阳的史料为基础, 借助政治社会学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中国社会变迁,探讨我党确立执政地位的历史逻辑。新 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通过政治动员,成功地让农民形成了具有明确指向的阶级意识,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之中。同 时,“公审斗争”和“没收赔罚”彻底摧毁了地主的权威,农民由此掌握乡村的话语权,成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我党通过 干部整训,着力培育造就新的基层执政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关系的重塑。     

法律实践与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基于韩村土地承包费纠纷的考察

“乡村秩序何以维系”一直是基层治理的核心议题,通过考察韩村村集体与村民间的土地承包费纠纷,着力探讨法律在乡村中的运作实践和乡村秩序体系的建构。研究结果表明,法律运作逻辑与农民认知间存在明显差异,农民持有整体性的权利义务观,法律则遵循局部性的权利义务观,导致双方往往对同一事实形成不同判定并产生分歧,降低了农民对法律的效果认同。法律在乡村的实践过程呈现出“运动式”特点,强制的法律只能实现对乡村一时的主导,一旦退出村庄,情理便再度兴起,由此形塑出“情理长期在场、法律间歇主导”的乡村秩序体系,在建构乡村双重治理规则空间的同时也影响着纠纷的现实走向与结果。当前村治困境部分源于国家使用法律来改造既有的乡村秩序体系,却难以保证法律的执行效果,未能建立起法律的权威,鉴于此,要建立起有效的法律执行体系,保证法律被彻底贯彻,强化在农民生活中的效用发挥。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主体性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村社区是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和重要阵地。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变迁属于政府主导的规划型变迁,村庄集聚提升和农民集中居住导致文化空间“脱嵌”,传统村落文化模式及其再生产机制难以为继;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引发多元化、个性化文化诉求,与供给侧“文化输血”单一模式形成结构性矛盾;长期处于文化供需结构失衡将诱发社区文化主体性阙如并导致文化秩序重建困境。采用文化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空间-主体-要素-机制”四位一体分析框架,并基于J省N市的实证经验,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新时期深入实施文化强国和文化振兴战略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区文化秩序主体性重建,一方面,要聚焦“农转居”后不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诉求,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乡贤文化、孝道文化、睦邻文化等内生要素禀赋,尤其要充分挖掘传统优秀文化要素和红色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要创新市场化、社会化、自治化等机制协同重建模式,实现经济回报、精神褒奖、情感慰藉、价值追求等多重文化秩序重建效用最优化。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主体性的多重逻辑——以山东省L村的实践为例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促进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遵循,但现阶段农民主体性建设还存在着经济主体性缺失、文化主体性缺失、社会主体性缺失、环境主体性缺失和生活主体性缺失等困境。山东L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作用,以整体规划与庭院个性化设计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以“新时代乡村文明实践银行”推进乡风建设,以“街长制”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夜话”推进乡村治理,以“孝善敬老饺子宴”创建乡村美好生活,有效调动了村民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民主体性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重塑农民的主体性要遵循政治逻辑,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组织动员功能;遵循利益逻辑,着力提升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遵循伦理逻辑,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构建农民主体性中的引导功能;遵循技术逻辑,灵活运用传统和现代治理技术,为实现农民主体性提供有效支撑。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共革命与冀中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流动,1937—1949年冀中乡村的社会流动是中共革命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这种政治外力主导下的社会流动跟西方社会学语境下的社会流动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同时也凸显出了中共革命下冀中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之高。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机制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还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理性,使中共革命的实践一度变成了世俗化的社会运行,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路径就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思考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基层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任务，应该从组织制度、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和工作作风四方面加强建设以全面准确把握基层党建的主要内容；还要有正确的基层党建工作思路，即要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和有章理事三者相结合，并大力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活动过程，以对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促使其和谐健康地发展。     

苏维埃土地政策的政治诠释

解读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宜从现代产权理论中关于土地权属的基本要素着手,而是应该更多地置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政治因素来评判;苏维埃时期的土地政策,有鲜明的阶级性、不确定性、依附性和强制性;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实施,解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经济基础,建构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苏维埃土地政策既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目标相呼应,也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取向。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村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毛泽东成功地实施了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农村改造实验。通过经济、文化教育、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三方面的改革,农村旧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被彻底改变,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广大农民的政治、阶级觉悟和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乡村传统权威对基层政权的实质性控制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由此赢得了最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土地市场的土地法学研究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长期以来不规范,管理较为混乱,不仅使规划指标屡屡突破,而且正常的市场秩序也受到干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今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指明了方向。本文从土地法学的角度,分析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法律基础,并探讨了为建立农村建设用地市场需进一步加强的法律及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农会的历史考察——以1927年-1949年的国民党农运为中心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它都是一个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新式职业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共同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农民政策上发生了大的转向.在完全推倒过去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民政策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农会系统,其农会工作的目标与路向被确立为通过组织农民对农民进行控制,并在政府及党部的指导下发挥一定现代社会组织的作用,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协会当成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的发展模式是迥然不同的.     

城镇化视野下的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文简称农村低保)在新农村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对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进行了综合研究,并评估了产生问题的障碍性因素,基于当今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低保制度存在对象识别、保障标准、基金筹集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作者从政府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调控层次、低保对象自我保障意识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三方面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议,这对完善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积极意义.     

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调查与研究——以安徽省五河县为例

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是农村基层党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当前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党员队伍日渐家族化,政治素质不强,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党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强,农村党员管理机制落后。结合安徽五河县农村实际情况,提出从提高综合素质、加大管理力度、改善队伍结构、增强致富本领、发挥模范作用和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段先峰队性质决定的,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只有能够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进行胜利斗争的政治力量,才有资格充当中国的领导者,只有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够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斗争引向胜利,从而为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辟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坚持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选择;为了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并切实改善党的领导。     

合作共同体: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区从传统的家元共同体转变为族阎共同体。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农村社区建设正从“扒旧房、盖新楼、建公园、造广场”的物质层面转向“社会心态”、“公民道德”、“社区文化”等精神文化层面。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就指明了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合作共同体,引导村民过一种共同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