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权利问题--知识-权力论的哲学批判

他者的权利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通过比较利奥塔、哈贝马斯和福柯在知识权力论方面的思想异同,本文试图探讨在一个工具理性和真理性话语或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当代西方学者对知识、真理和权力的合法性所作的反省,并探讨由此而暴露出的作为理性之对立面的非理性存在或理性之他者的权利问题.     

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

福柯立足人性、权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多层面,深入分析了疯癫的内涵;指出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他们应享有人的权利.人们不应该监禁、关押、处罚或歧视疯子,疯癫是一种生命力,许多天才人物的发明创造都与"精神错乱"相关.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很遗憾现代文明一直在扼杀疯癫.其实,背负各种罪名的疯子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社会及其权力话语.     

从知识的视角理解福柯的话语观——兼论福柯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福柯将权力引入话语,讨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其中知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知识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话语和权力之间发挥着作用,知识是权力产生的源泉,知识体系与真理体系的可理解性被归结为话语规则.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其解构主体理论使研究者意识到在话语分析中主体性问题、社会身份问题和个性问题的重要.     

论普通民众公共话语表达权的突破

人类交往的话语实践中,所有话语表达中都包含着权力。可以说,权力无处不在,权力渗透于话语,它于无形中影响人们的言说方式,左右人们的价值判断。"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作者的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书写,更意味着一种话语权利的行使。在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所有者手中,传者掌握着传播的主权,主导着传播的方向。但每一次最重要的媒介变革,都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变革。数字化必将出现改变人类生活结构的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以及赋予权力。新媒体语境下公共话语表达权的再分配,公共话语表达由政府话语霸权向公共话语分权转移,普通民众公共话语权获得空前的突破。     

从启蒙、权力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

福柯对法理-政治权力论、权力压抑论、权力-知识对立说等传统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福柯的权力话语具有非本源性和生产性、外在性和空间性、不连续和多样性等特色。福柯对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进行了解构,他的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特征。福柯关于规训技术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等论述蕴含了丰富的反思性、原创性教育思想,福柯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     

现代性政治话语的本质——论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维的控制

现代性政治话语是权力意志社会从孕育到成熟最显著的标识。最高权贵、社会精英、普罗大众和准起义者分别在"国家"、"稳定","公共"、"责任","弱势"、"保障"和"民主"、"正义"等政治话语下,表达了话语主体对权力"从占有到守护、增量、微分和颠覆"等隐性或公开的不同主张。这些政治话语的形成、散播和建构过程乃是自我对他者思维牵制和支配的设计过程,从而成功地或预期性地抵达其政治弘毅。     

国家平衡父母、子女权利的法理基础及困境

父母、子女权利的本质和来源是不同的,二者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的状态,父母、子女的权利实为互相限制和制约的,任何一方权利的行使都以另一方权利的行使为界限。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平衡和协调父母、子女权利的冲突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的法理问题,国家权力介入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着介入本身的任性、介入程度、介入手段以及国家资源支持等方面的困境。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古屋里的活死人—权力话语理论下的伯莎与艾米丽对比研究

基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及其对疯癫的理解，文章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和《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的活死人艾米丽·格里尔森进行了对比。伯莎和艾米丽虽然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但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都是在权力话语中被边缘化、被异化的他者，是失语的一方。伯莎在夫权的权力话语中被推向了疯癫；艾米丽在多重权力话语的重压下过着活死人的生活。     

青年黑格尔的理性观

知性与理性的问题,是黑格尔以后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黑格尔提出过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的区别,他的逻辑就是理性逻辑,甚至他的整个哲学可以称为理性哲学,理性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突出特征.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对理性有各种理解.大陆理性派(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代表)所说的理性,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其典范则是数学、几何学的知识.理性派否认人的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初级阶段,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从“客观实在”到“话语”的变革——奥图泰尔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进路

批判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学的新形式.奥图泰尔作为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代表性人物,将后现代主义分析和解构方法引入地缘政治学,通过分析“具体景观”、“选址”和“知识引用”的关系,提出地理是一种带有价值立场的地理知识或书写.在此基础上,他对话语生产主体和生产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这种话语和书写的背后权力的运行和实施.同时,他指出从现代主义情境到后现代主义情境的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地缘政治话语,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任务,始终是质疑这些话语背后存在的“地理-政治性”问题.奥图泰尔批判理论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将地缘政治理论视为话语和书写,并从话语建构过程中发现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他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批判方法,为批判地缘政治学获得更大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女性主义的透视:经验世界与文本世界分离的历史

在福柯看来,任何历史都是一种话语建构起来的文本,这种建构与权利机制的运行直接相连。用福柯的模式去看待文本世界的建构,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结构中,性别的不平等形式使男性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强者地位,使男性理所当然地成为话语和权力的拥有者,从而整个书写史成为男性的书写史。福柯的分析模式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更灵活、更具透视感的分析方式,去分析作用于特殊利益群体的妇女的权力模式,并探讨妇女抵抗这种权力的可能性出路。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共和、民主抑或制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辨析

文章在剖析马基雅维里之政体观、阶层矛盾和制度安排等主张的基础上指出,在建构政治体系时,他考虑的落脚点不是怎样维护君主、贵族或平民的利益问题,而是国家政权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实现这一政治要旨的重要方式是权力结构的平衡与权力制衡。因此,马基雅维里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诠释的那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式的知识生产

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权力话语的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新型哲学分支。中国式的知识只注重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属于生产价值和直言律令的权力话语，完全是权力话语政治经济学适用的领域。这类权力话语因没有外在的事实与其符合，与其同构，故几乎很少有创新和更新的可能。于是，中国是一个只生产知识分子而不生产知识的国度。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政治、化的早熟。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引入谱系学的机制，即知识造反学——20世纪的哲学给人类留下的最可贵遗产。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让人说话，世界就会进步。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关联概念”新辨析

刑法学界并没有认真对待刑法解释限度之理论问题。对于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中关联概念的探讨和运用还仅仅停留在抽象性、模糊性的权利话语或道德话语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对刑法解释限度的论证力和合理性,同时也是导致刑法解释限度理论混乱的根本原因。鉴于此,为了深入地厘清解释限度不同理论之关系,有必要对解释限度理论之关联概念进行本源意义上之探究。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法学视野中面向权利的权力正当性论证 ——由《权利的成本》展开

《权利的成本》揭示权利依赖于权力的秘密,权利的成本表现为权力所掌控的预算资源,民众以缴纳税捐的方式获取权力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式的公共保险机制。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权力赋予权利人对抗他者的法律效力,权力在权利的实践中无法缺位,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成见不合时宜。权力从对权利的保障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证成其正当性价值,还因正外部性的产生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权利与权力可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权力保障权利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权力机关。在稀缺公共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权力中的权利保障职能具有预算优先性,应当在此预算领域以支定收,由权利保障的预算支出需求决定国民的税负。     

试论康德哲学中的尊严与权利

在康德哲学中,尊严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康德分别在"源始的尊严"和"实现了的尊严"两种意义上运用这一概念。前者是人因其自由和理性平等享有的;后者是人因其德性享有的,即配享尊严的问题。与之相应,在权利问题上,一方面,康德主张尊严是人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他权利的前提,因此应坚决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我们应该首先使自己配享权利,使自己作为一个权利主体保有尊严。     

有限政府:一种知识论的视角

有限政府理论是哈耶克“无知观”知识论逻辑展开的必然。哈耶克认为,由于知识的特质和人之理性的局限,任何单个心智都不可能掌握文明演进所必需的全部知识,企图依人之理性刻意设计社会制度,推行极权政治,只会扼杀文明演进的动力。人类文明只有在自发秩序中才能进步和发展。因此,政府权力只有在维续自发秩序的限度内才能获致合法性。哈耶克的有限政府理论无疑避开了传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形而上的争论,为权力限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