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异质性下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Marshall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影响生产率的方式之一,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形式和政策环境等产业特殊性,农业集聚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DEA-Manquist指数,测算2002—2016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农业集聚度的提高,出现阶梯递减现象。当集聚度小于等于0.94时,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709个单位,当集聚度大于等于0.94时,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437个单位。同时,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农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V”型结构,中西部地区两者则呈现出“L”型结构。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企业集团能否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提升成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呢？基于嵌入企业集团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打开了内部资本市场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黑箱。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促进了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效的内部资本配置和研发投资增长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使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内部资本市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内部资本配置效应更加重要,研发投资边际作用递减。因此,企业集团需要高质量地运营内部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应和研发投资效应,引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通过显著改善劳动力市场要素扭曲程度和资本市场要素扭曲程度的作用路径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地理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地理区位异质性。为克服市场化内生性问题,进一步依据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批复政策事件,运用双重倍差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分析并检验了市场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中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农田水利作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DEA在全要素生产的框架,构建全面衡量我国农田水利效率的指标——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31个省的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并对不同区域农田水利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北地区效率最高、超过农业大省聚集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完全匹配现象,主要与农田水利效率及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关。基于农田水利效率省际差异,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收敛门槛效应、机械动力投入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加速门槛效应。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农业要素市场关联与农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

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农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要素市场扭曲和空间失衡的角度探究了农业要素市场关联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要素市场具有关联性,农业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会影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资本市场扭曲降低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农业生产要素空间失衡会造成周边地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损失,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资本市场扭曲的间接效应甚至超过了直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根据全要素生产效率分解,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资本市场扭曲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损失,直接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效率损失。因此,降低农业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效率至关重要,发展农业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降低农业外包服务成本,提高农业金融的可及性,是促进我国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有效市场发育的重要途径。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和熵值法测量各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第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城乡融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第三，门槛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未来应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加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中心城市功能，推进长三角示范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和空间发展格局，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省市间互动，引导技术、人才等要素在省市之间双向流动。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伴随着“互联网+农业”的蓬勃兴起,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基于EBM Super-Global-Malmquist（EBM-SGM）指数对2002—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16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0%,主要依赖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2）整体来看,互联网发展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来看,互联网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和东部地区;（3）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创新人才集聚、空间溢出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空间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GML指数测算了2009～2020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使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创新人才集聚对该区域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人才集聚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由于经济带内创新人才集聚的省际差异明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创新人才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因此,应强化农业研发支出倾斜力度,因时因地增加农业技术创新岗位;实施柔性人才引进计划,引导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适度集聚;制定差异化人才吸引政策,优化经济带农业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格局。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效率——基于财政收支扩张的门槛回归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成为重要议题.以财政收支扩张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财政收支扩张的门槛效应;各省市的财政收支规模不断增大,处于中等和高等财政收支扩张区间的省市越来越多,并在东、中、西部蔓延.政府应加快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合理安排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把有限财政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等,进而推动要素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升.     

农产品贸易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产品进口贸易和农产品出口贸易均有利于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提升作用更大;（2）相比农业绿色技术效率渠道,农产品贸易通过促进农业绿色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提升作用更强;（3）农产品贸易可以通过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即存在农产品贸易→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4）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变高的动态过程中,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因此,要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一方面离不开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结合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施行差异化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以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溢出效应。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