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研究

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性、行为在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是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的客观基础。在为过失犯罪配置法定刑时,除应具备合理根据外,还应当遵循法定刑节俭、法定刑趋轻、根据过失程度配置法定刑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修订前后刑法中的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状况作了认真考察和评说,指出了立法的特色和缺陷。针对刑法规定的不足,作者提出了完善过失犯罪法定刑配置方式的建议:明确界定过失犯罪范围;强调对业务过失加重法定刑的观念;谨慎对待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配置问题;适当增设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种类     

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产物,其广泛使用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不容忽视。其中,对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的刑法规制是刑法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严重的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既是无人驾驶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具有刑罚的正当性。但因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智能体缺乏刑事责任主体的必备要素且无法考证其主观罪过,故不应成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肇事"行为"的刑事责任主体。对此,我们应根据犯罪论的基本原理,结合案件的实际,划定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刑事责任。为有效规制无人驾驶汽车严重交通肇事"行为",建议刑法增设非法利用人工智能罪、人工智能监督过失罪、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罪等罪名,构建科学的应对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犯罪的刑法体系。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前瞻性刑法思考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秉持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前瞻性的刑法理念不同于缺乏可靠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也不能列入"过度刑法化"倾向的范畴之中。我们可以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以及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三种类型。针对三种犯罪类型,我们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刑法应对策略: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将财产犯罪中的"当场性"解释为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延伸与被害人在同一时空;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在交通肇事罪等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增加智能机器人的设计者或生产者这一主体;完善刑法规定,增设滥用人工智能产品罪和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等新罪名。     

AI换脸技术的应用风险及法律规制

AI换脸源于深度伪造技术,涉及大量人脸信息,兼具数据属性。AI换脸的逼真度高、操作门槛低,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该技术的滥用导致了较高的著作权、人格权等私权利侵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犯罪防控风险。目前域外对AI换脸技术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分散式立法规制和统一立法规制两种模式。我国尚未建立系统化的规制体系,今后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明确以区分应用场景前提下的合理使用为基本规制原则;二是构建事前、事中规制体系,明确研发者的技术伦理和制作者的标识义务、声明义务,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加强传播平台的内容审查义务;三是构建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监管体制;四是严格民事法律责任追究,加大刑法制裁力度。     

论我国律师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当前律师承担刑事责任的现状进行简要介绍,列明我国律师刑事责任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从而引出下文对律师刑事责任的概述,并以律师刑事豁免权制度的缺陷和《刑法》第306条存在的问题作为两大主要方面,分析其社会危害,进一步探究我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因,并提出扩大豁免权适用范围、给予当事人时间保障、规范立法文字以及取消将律师作为特殊主体规制等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责任制度的相关立法。     

论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是资产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其立论根基是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因为信赖原则强调在过失危害发生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危险理论以及危险分配理论是信赖原则的理论根基,而危险分配理论又是产生信赖原则的直接原因。     

略论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整个刑事责任的核心,对于过失犯罪来说,这个根据更为重要。本文分析了正反两种不同学说,从主观与客观方面讨论了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过失犯罪,不仅在主观上行为人是有罪过的,而且在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并因此造成了重大损失,对社会形成危害。这就是对过失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     

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体系定位与立法属性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非属于一种"超个人风险"类型。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认知的主观幻化现象进行逐一诘问，能够得知：超个人风险分为事实层面的现象风险和规范层面的法律风险，智能产品在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外，其所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仅是一种纯粹事实的现象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刑事责任评价的路径阻却在于智能技术本身缺乏生活情感的经验总结、智能产品适用刑罚规范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度学习是凭借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输出进行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立法归责应确立限制从属性，亦即，限制可允许性与超越性的人工智能风险之存在，明确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从属于自然人主体。继而，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论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确定过失责任的重要理论,旨在分配注意义务,限制过失犯罪的成立范围。在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就体现了信赖原则。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的医疗事故罪和业务过失犯罪也应该适用信赖原则的观点,笔者持否定观点。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

从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之立法变革可以看出对此类犯罪的刑法规制缺乏统一的前置法、刑法条文表述不准确、处罚行为范围较狭隘、救济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为合理规制侵犯个人信息类犯罪,建议通过加快统一前置法的立法进程、删除刑法条文中不恰当的表述、明确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范围、完善法律救济程序、建立国际间合作等方式,加强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事立法的漏洞在所难免,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能坐等刑事立法的完善。依托现有立法资源,加强刑法解释工作,才是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的最现实途径。但并非所有的科研不端行为都能经由刑法解释的办法得以规制,因此,对那些不能经由刑法解释工作予以规制的科研不端行为应适时弥补立法漏洞,严密刑事法网。科学共同体不能成为刑事司法的＂特区＂,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当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做到平等适用刑法。     

共同过失犯罪观念之破与立

共同过失能否成立共同犯罪,理论上素来存在着争议.基于对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违反,在立法论上应承认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共同过失犯罪的成立,要求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并实施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在共同违反注意义务上都存在过失.     

关于经济刑事法律宏观完善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经济刑事立法,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分别采用系统修订刑法典、创制特别经济刑事法律、发布刑法修正案以及进行经济刑事立法的解释与编纂等几种立法方式,但不宜制定单行的经济刑法典;法人不应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主体,现行经济刑法规范中关于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规定应予修改和删除;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制度应注意向轻重适度、重视财产刑与资格刊的方向发展与完善;立法中对经济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可能地明确化。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与同时期甚至稍晚的西方国家相比,已臻相当发达、完备的程度,明了其思想渊源与立法规定,对于当今过失犯罪的理论发展及立法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古代过失犯罪的理论思想和立法规定为主线,对我国古代过失犯罪思想的萌发与发展、过失犯罪规定的沿革与演变、过失犯罪的称谓及其概念、过失犯罪的立法体例与罪名体系、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发达的自然经济有时会孕育出与商品经济一样甚至比之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这是一条规律。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与同时期甚至稍晚的西方国家相比,已臻相当发达、完备的程度,明了其思想渊源与立法规定,对于当今过失犯罪的理论发展及立法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古代过失犯罪的理论思想和立法规定为主线,对我国古代过失犯罪思想的萌发与发展、过失犯罪规定的沿革与演变、过失犯罪的称谓及其概念、过失犯罪的立法体例与罪名体系、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发达的自然经济有时会孕育出与商品经济一样甚至比之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这是一条规律。     

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研究

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刑法问题,引起了法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为了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健康发展,不少国家的刑法都对器官移植所引生的一些犯罪问题进行了明文规制。我国应当在刑法中增加对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并相应地完善我国器官移植的法律体系与立法内容。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

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从更为实证的角度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做进一步的分类,指出对其中一类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可能违背了公民的预测可能性,成为应明确立法以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依据;文章的第二部分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个案分析,指出在刑法已就具体的过失犯罪做出立法的情况下,行为人不应因自己先前的过失行为而产生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     

数字时代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刑法规制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现有法律监管手段规制力度的不足“催生”刑法规制的必要。无论是援引技术中立原则还是“避风港原则”均无法合理证立恶意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数字时代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已异化为网络犯罪的“帮手”。对于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刑法规制，关键前提在于确立其广告服务及信息检索服务的双重属性。核心关键可依据正犯归责的路径，在实定法的基础上以虚假广告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中的重罪论处。若存在与搜索引擎企业刑事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形，则宜采取共犯归责的路径，并通过将竞价排名限缩至与人身法益相关的领域以及援引“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理论等来合理限缩竞价排名企业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