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用地指标收益分配机制的瓶颈与突破

建设用地指标收益分配机制关系到指标市场交易机制的发展,与农民权益保护息息相关。指标收益分配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是指标市场机制发展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剖析这两种代表性模式,可以发现建设用地指标价值收益未能充分体现、收益分配也不尽合理等问题。以农地资源综合价值理论认识农地上各项权利背后的利益关系,有助于更系统地对建设用地指标收益问题进行法学分析,构建新型的农地资源价值标准及其归属,并根据价值归属确定参与分配的主体与方式,创新设计收益分配比例。     

农村土地市场化的改革走向

农村土地市场化有利于城市化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中国现行有关土地使用权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完全的土地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农地价格上的非市场化强力阻碍等因素,均制约着中国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确立各种农村土地制度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来有效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化的发展。     

新型农业现代化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我国农地流转的实质是农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对现有农地制度框架的完善与补充,目的是整合资源,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包括劳动力转移情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保状况、市场机制、农地特点、政策法规等客观因素和引导力度、效益比、农民素质、流转价格、流转意愿等现实因素。面对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动力不足、规模小、层次低、市场机制不完善和非农现象严重的局面,必须尊重流转规律,完善动力机制,培育流转市场,规范流转行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保持农地流转健康发展。     

发达国家（地区）农地保护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农地转用、农地征收及农地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制度较为科学和完善。我国应该在严格控制农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严格征地条件和改善农地质量等方面完善现行的农地保护法律制度。     

农地流转模式创新的基本方向与主要对策

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带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必须构建既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又保护农民权益的农地现代产权制度,着力推进农地经营权流转以使农民转变为二、三产业以及农业工人。要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必须实现农地流转模式创新,按照保护农民土地权利、实现农地产权市场交易、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和走向现代农业等基本要求,构建以依法租赁与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农地流转崭新模式。     

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历史和逻辑——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最佳农地产权制度选择所应实现的目标。世界上农地产权制度一般都经历了村共有土地制度、领主所有土地制度和个人私有土地制度三个时期,而现代农地制度则经历了耕者有其田和规模经营两个阶段。美国和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农地制度的形成受制于资源约束,同时,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统一或实际上的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历史经验和理论论证了私有农地产权的效率,以及适度的私有产权对生态环境具有的较强保护作用。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应实行"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个二元农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具有和私有产权一样的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这应是一个兴利除弊、利国利民的最佳产权制度。     

赋权清晰、执法博弈与农地流转——基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过去学术界一直批评我国农地制度效率低的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晰,但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归属问题在立法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清晰化走势,只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随意使用农地征用权。通过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监督和执法问题上的博弈模型证明,(不认真监督、不严格执法)乃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且满足帕累托最优。农民应该以股份化的形式把原来作为不动产的农地转换为可动产的个人股权,在股份公司和入股农民之间设计出一种分成契约安排以实现农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产出最大化并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贫困地区农地保障功能的重构与拓展--以政府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构建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农民乃至整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农地提供的保障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但是目前贫困地区农地的利用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农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农地的基础上政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制度的完善,构建适合当地经济水平的农地利用制度,实现农地保障功能的最大化和合理化.     

简论农地权利设计之理据——兼评《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有关规定

农地权利究竟如何设计 ,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模式 ,但是 ,这些模式的共同缺陷是回避了农地权利设计的理据。这些理据在事实上乃为农民的生存与发展 ,在立法上应依据《民法典》。     

外在农地制度、内在农地制度及适应性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构成的。内在农地制度由人类经验演化而来,它体现了人类通过合作解决冲突的各种办法,包括农地习惯、农地习俗、农地惯例等;另一种农地制度的产生方式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理性设计的结果,由这种方式产生的农地制度称为外在农地制度。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要使我们设计的外在农地制度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是外在农地制度能够与内在农地制度相适应。这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地制度有一定启示:一是平均主义的观念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对农地制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习俗作为一种内在制度,对农地再分配产生某种影响。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农地软法治理

农地的软法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对基层协商民主的推进相契合,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规范多元主义理论相一致,也符合法律与政策互动的基本理论,因而满足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为规范农地的软法治理,我国应准确定位农地软法的实体价值目标,并建构软法的程序审查机制。要优化农地的软法治理,就应大力推进乡规民约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建设,维护和强化农地行业规章与团体章程的自律属性,同时使国家政策在农地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更加顺畅地运行。     

简论农地发展权在我国的创设

农地发展权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土地的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当前,在我国的土地征用中,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权益被国家无偿占有。对农民集体的农地发展权的剥夺是对农民集体人权的践踏.近年来,学术界对防止耕地非农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研究,但国内对农地发展权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农地发展权的概念和内涵,特征及其在我国的定位,阐述了在我国创设农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农地管理主体行为与制度绩效研究

中国农地管理的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寻租空间,使得不同层级的管理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其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非协同性,导致不同的主体对农地管理制度创新的动力不同,由此导致相应的制度绩效也存在差别.     

农地产权模糊化:—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通过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扩展以及对产权模糊本质的揭示,总结我国农地产权模糊的制度演进与内在逻辑,并分析家庭经营背景下的农地产权模糊及其侵蚀,进而明确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征用权的行使;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农田保护的制度补偿.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切断官僚等级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侵入,从而瓦解职位等级产权制度;改善土地产权的稳定性,遏制土地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 农地流转市场应该逐步转向以农户的完全土地承包权、而不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     

农地新政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农地流失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关键在于,模糊的农地制度安排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供给,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则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旨在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农地制度调适

农民外出务工存在面向村庄的兼业生存和面向城市的职业生存两种逻辑。不同逻辑的农民务工对农地权利提出了不同的诉求,需要农地制度在未来一段时期进行包括农地所有权职能定位、农地权利流转和农地权利的退出机制等方面调适。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发达地区农地制度改革的动因、绩效与优化路径——基于宁波五县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宁波五县市农户的调查分析发现,发达地区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减弱,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农民对于农地制度改革存在疑虑.农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民对于农地制度改革态度的重要变量.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产权的稳定性较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影响农地制度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发达地区农地制度改革要点在于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政策目标是农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