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戒律思想初探──以“无相戒法”和“百丈清规”为中心

慧能南宗禅倡导的“无相戒法”及南宗传人之一怀海创制的“百丈清规”代表了禅宗独特的戒律观。“无相戒法”是禅门独创的弘戒法门,但有其印度佛教思想之源。无相戒法的倡导,使得南宗禅在会昌法难及唐末五代离乱后开出抖落陈规、自由自在地寻求人生安立与解脱的新路。其后“百丈清规”的创立,表明禅门抖落陈规时,又重新收拾自家戒规的立意,体现了禅门戒律一破一立、破立一体的格局。无相戒法助成了中土佛教戒律“重戒于内心,不重律于外在”的自在解脱的思想特征,“百丈清规”昭示了禅门独特的僧团伦理内容及行菩萨戒法、不舍世间、信仰与生活融合的特色,标志着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走向。     

试论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影响——兼论其中国化发展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经济思想不同于传统中国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出发点,而是把修行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大前提。这使得佛教对待财富、商业、金融等方面的看法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所差别,能够对中国经济伦理形成重要补充。原始佛教的经济观以正命为其基本准则,认为财富的求取与使用只要正当不贪著,就值得肯定。这种思想随着佛教的传布逐渐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组织首先与东晋南北朝的世族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其分外活跃的商品经济、手工业、金融、慈善等事业对中国经济伦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至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改革后,佛教寺院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农禅结合式的丛林制度,完全融入中国经济系统,其中展现的宗教精神也成为中国经济伦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禅宗职事称谓及其文化印记

与禅门清规相应,禅宗有一套完整的称谓系统。文章以杨亿《古清规序》、宗赜《禅苑清规》和德辉《敕修百丈清规》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禅宗职事称谓及其流变作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禅宗职事称谓既折射出早期丛林内部上下平等、共助和谐的融洽关系,也体现出僧团内部组织严密、管理科学的运行机制,同时还反映了禅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大学管窥》《中庸管窥》考述

明嘉靖年问廖纪所撰<大学管窥>、<中庸管窥>2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廖纪依古本<大学>、<中庸>次序,采辑众说,由少壮至迟暮,日积月累,熟读精思40余载,疏解<大学>、<中庸>,其书浑融平正,自成一家之言.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认定创刊于1913年7月1日的<学丛>,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并认为由西北大学前身陕西课吏馆和陕西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1903-04创刊)为<学丛>的诞生作了准备.结论认为<学丛>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创刊最早的学报之一,仅次于东吴大学1906年创刊的<学桴>.     

《礼运》篇出于荀子后学考辩--兼谈《礼运》与《易传》的关系

儒家名篇<礼运>由于种种原因,古今学者多认为是孔子或其门人真言.本文通过<礼运>与荀子学派观点多方排比考订,发现<礼运>的内容与荀学主要体系大致相同,两者有直接的关系.<礼运>在传承过程中,受到荀子学派之<易传>的明显影响,可见<礼运>出自于荀子及其后学.     

《百喻经》中的副词"都"和"相"

<百喻经>中的"都"全为范围副词.按其语义指向,可分为四类.拿它与现代汉语范围副词"都"的用法相比较,有两点不同<百喻经>"都"语义指向谓语时,句子主语一般是表示个体概念的单数名词,"都"强调动作本身的彻底性、周遍性.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失;<百喻经>"都"语义指向宾语时,总括宾语表示的全体对象,不受条件限制.而现代汉语范围副词"都"总括宾语时受限.<百喻经>中的副词"相"主要有三种用法"互相"、"递相"和"偏指",与现代汉语副词"相"的意义差不多,都主要表示"互相","递相"义和偏指用法很少.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论《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模式的影响

从<周易>蕴含的思维特征和数学思想方法出发,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一方面,<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特殊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古代数学研究者习惯于从整体性和辩证性等角度来思考问题,使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周易>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导引着中国古代数学走上了与西方传统数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基督教十诫普世性伦理平议

十诫是基督教各教派最古老、最基本、最有生命力的伦理诫条,作为神学伦理,它中间又包蕴着许多世俗的内容。十诫的前四条崇拜上帝、不可敬拜偶像、不可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涉及的是神学伦理,而后六条可概括为孝敬观、仁慈观、贞洁观、诫信观、生活观,则是在神学的框架下阐述世俗伦理。这种注重普世伦理的倾向,曾为基督教文化在时空中进行展拓作过有益的贡献。     

唐代佛寺杂考

唐代佛教兴盛,佛寺众多为其显著标识。但因朝代更迭及战乱兵燹等原因,其兴废变迁、榜额改易等极为寻常,而后世史籍、志乘所载,或以讹致误,或疏漏简略,或抵牾多歧,常滋淆乱。文章结合相关文史文献及佛教僧传相关之材料,围绕创建、沿革、处所等要素,对唐代二十余寺作了辑述与考辨,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阙失。     

浅析中日寺院之异同

地理文化的不同造就了中日佛教建筑艺术的差异，表现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形式与意蕴。中国佛寺讲究严整，追求清修寂静的精神世界，日本佛寺注重禅趣与内心的自省。文章通过佛教寺院选址、形式格局与空间氛围的剖析，揭示中日佛教建筑的若干差异。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西安佛寺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已经成为近年来西安文化建设中引人关注的议题;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安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直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西安市区佛教寺院众多,不仅是都市佛教文化建设的重镇,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中产生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何发挥这些寺院在都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形成佛教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互动关系,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西安地区部分尼寺调查、稽考

西安地区尼寺文化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尼寺的存藏现状,考察后发现西安地区尼寺历史悠久、文物珍贵、人物著名,为有效保护西安地区的尼寺资源,守护珍贵的宗教文化,开发宗教旅游,增强西安城市发展的软实力而提供了前提。     

试论《水浒传》中的文人信仰模式--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结缘说起

文章从鲁智深与五座寺庙的六次结缘入手,考察《水浒传》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揭示文人佛教视野中的《水浒传》,如何在儒家忠义思想与佛教解脱理念之间求取微妙的美学平衡,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对佛教信仰模式的独特理解与精妙构建。